文 ／ 孙晋忠

　　布什连任总统后，舆论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普遍看好，认为布什的对华政策将继续保持“务实”和“接触”的基调。但是从去年底开始，美国内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回潮的现象，美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开始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更加强硬的态势。这次赖斯访问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这种政策的新变化。

　　 对华政策趋于强硬

　　 与过去4年相比，美目前对中国的消极认知是鲜见的。这既反映了其政策层面的发展趋势，也是其对华政策的判断依据。具体而言，美国对中国的消极认知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中国军事威胁论”、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没有尽力、妨碍美制止伊朗开发核武器的行动、在能源问题上给美国带来威胁和挑战、利用美忙于反恐战争的时机进行扩展自己的影响从而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等地的影响。

　　“中国军事威胁论”。今年2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波特·戈斯在年度全球威胁评估中称，中国的军备力量已远超台湾，直接威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随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伦、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本茨·克拉多克、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罗德曼等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3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就未来美国防政策问题向国会作证时声称，中国正在增长的军事实力是美国制定其长期防务战略时“主要关注”的一个方面。美国“必须下大力气去认识在亚洲地区发生的变化”，并“关注中国在今后10至20年里的发展情况”。

　　这种“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观点对中美关系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据称，2005年美国《4年防务评估报告》有关中国军事能力的结论也将采取类似的观点。

　　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伊朗问题上的行为不满。美方始终认为中国没有认真阻止朝鲜的核武器开发。在美国看来，朝鲜在经济援助、能源供应等方面严重依赖中国，中国应当利用经济杠杆来迫使朝鲜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中国是惟一既有大棒又有胡萝卜的国家。朝鲜之所以没有回到谈判桌前，在于中国没有对朝鲜方面施加足够的压力。

　　在伊朗核武器开发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妨碍了其阻止伊朗的行动。美国认为中伊间紧密的经贸合作让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效果大减。

　　在能源领域与美国积极争夺。中美间石油竞争从去年底开始成为美国朝野的热门话题，认为中国在获取石油的道路上咄咄逼人。除了伊朗之外，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苏丹的关系都让美国不快。中国在拉美国家——“美国的后院”获取石油让美国侧目。

　　因此，美国全球安全分析学会执行主任盖尔·拉夫特危言耸听地撰文说“中美为争夺石油正在相撞的道路上”。在过去两年，美国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已经先后举行了数次有关中国能源战略的听证会，主要是考察中国能源依赖进口可能在安全方面对美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

　　中国实力的增长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美对中国的战略怀疑在逐渐加深。美国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会转化成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东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日益繁荣，将可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迫平衡美国与中国的利益。它认为中国参与得越多，在亚洲影响力越大，美在该地区的地位就会越来越受影响。这是个零和游戏，是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

　　对于中国的“经济海外扩张”，《纽约时报》惊呼，“在贸易、技术、教育和文化领域，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现在又开始进军美国的后院”。有美国学者甚至这样结论：从东亚到全世界都开始出现有损美国利益的混乱，并把中国的举措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挑战”。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论述：“在过去两年中，当美国步步陷入伊拉克泥潭时，中国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对全球的贸易、能源、金融带来了全面冲击，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已成定局。同时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开始被转化成外交影响。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中国利用和这些地区的经贸关系开拓了新的外交空间。这一切当然使那些对中国没有丝毫信任感的人担心。所以，在美国朝野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是在利用美国的战略失误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即便对中国影响力温和的看法，也认为中国影响发展的结果“从中长期来说，肯定对像ＡＰＥＣ和以美国为基础的传统安全构架构成了潜在的挑战”。

　　经济问题政治化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新现象。1月25日，三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联名向斯诺写信，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联想对ＩＢＭ公司个人电脑业务的交易进行调查。这表明了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和转让技术的担心。随着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突破1600亿美元的大关，美国国内要求对华采取贸易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外交上公开阻止欧洲军售解禁以打压中国。随着中国与欧盟关系的日趋紧密，欧盟领导人于12月17日表示对中国实施多年的武器禁运可望于2005年6月解除。但是美国却以此大做文章，对欧盟施加压力。

　　公开要求中国政体民主化并在政策层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布什政府过去四年所没有。赖斯在这次亚洲之行中公开呼吁中国进行政治体制开放。

　　这表明美国将认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推行民主，在追逐国家利益的同时要树起“自由民主”大旗，是与其推行“大中东计划”相呼应的。而且赋予了这种理想主义外交以实质的形式——利用政府开发援助等，最终建立一个“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平衡”。与过去美国推行理想主义外交不同的是，美国不再单干，而是要与日本、韩国合作，追求共同的价值，以使亚洲和世界更加安全。这是一种新版理想主义外交。即便这种扩大自由民主的外交仅仅是流于形式，也将给两国关系带来相应的摩擦。

　　强化与日本的军事联盟以对中国施加压力。布什政府已决心加强与日本的战略和军事联盟，明确将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打造成美国的亚洲之“锚”，亚洲的英国。赖斯的新“亚洲观”中，强调跟日韩等盟国的同盟关系将是亚洲政策的支柱。

　　赖斯在发表的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演说中，首次明确美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首次提议构筑援助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亚洲战略开发同盟”，协调美日双方以经济手段影响本地区事务的合作关系。

　　 美对华政策变化的背景

　　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根本原因。尽管美国在“9·11”事件后对其全球战略作出了调整，但是维持其冷战后世界绝对优势和领导地位的核心目标从未改变。具体对中国来说，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目标是：首先是防止中国因发展和壮大而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其次，促使中国沿着美国希望的方向演变，即西化中国。这是美国政府和战略家的共识。因此，无论美国怎样宣称“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兴起”，美国仍会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消除所谓潜在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并没有发生变化。去年底以来对中国的消极认知，造成了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的这种根本疑虑迅速扩大，进而形成政策层面的波折。

　　美国朝野从2004年末与2005年初，出版了一大批涉华报告。尽管报告观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就是对中国崛起挤占美国战略利益感到忧心忡忡，要求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在共和党内部赞同与中国接触的那些人已开始转变为支持那些提倡对抗与包围的人了。

　　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适宜美国政府开始关注其亚洲重要的事情。在国内，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与国会，民主党挑战有限，而且布什政府没有连任压力；在国外，反恐战争取得相对的胜利，伊拉克局势虽然动荡，但是并没有完全失控，在大选后也在逐步稳定下来。因此，布什开始作出外交上的调整：认为中东虽然是美国长期关注的地区，但“大中东民主计划”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而亚洲地区却正在酝酿着一些短期和长期的冲突，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朝核问题久拖不决；二是台海局势存在着失控的可能；三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受约束的崛起。

　　更重要的是，美国反恐对中国战略需求不像“9·11”事件刚发生时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事缠身时那样迫切，而呈相对下降之势，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是自然的。美国学者迈克尔·斯温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就是取决于美国反恐战争的顺利与否、结果如何。如果反恐战争继续需要吸引布什政府95％的注意力的话，那么美国就不大可能改变目前与中国的接触战略。假如恐怖主义威胁变得比较容易控制了，中美两国可能发生更多的摩擦。现实的确如此。

　　意识形态正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布什总统就职演说的“自由”主题和“结束暴政”昭示出其对外政策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关于布什的就职演说以及国情咨文中对民主自由的鼓吹是否是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的标志，美国朝野以及我国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至少现在布什总统等美国领导人，开始宣传其第二任期时所倡导的“民主”思想和美国价值观。

　　鉴于中美之间存在着政治制度和价值具有根本差别这一结构性矛盾。现在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中也难免打上这种理想主义的烙印。而且我们可以推断，美国将继续采取务实的对华政策，但是布什在就职演说中关于民主自由的言论，使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美国对华外交将打上赖斯本人的烙印。赖斯的外交思想本质上仍属于新保守主义的范畴，在她主导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将体现出比布什政权第一任更为强硬的姿态。作为美对华政策具体执行者，赖斯本人的思想行为等也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产生着相应的影响。固然今后在考虑对华关系时赖斯会更多地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但难免会掺上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此外，要忠诚传达布什的声音，更可能助长她这种意识形态偏见。

　　在如何看待中国因素的问题上，赖斯一面表示美国十分重视中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显示出其务实的特点，但又和日本一起，把所谓台湾问题列为“共同的战略目标”，从而表露出强硬的色彩来。总的来说，美国对中国政策将体现赖斯本人的特点：强硬、意识形态浓厚，同时又灵活务实。

　　 两国关系将在波折中发展

　　 布什连任后，美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其外交任务仍然是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伊拉克尽管进行了大选，但是局势并没有有根本的好转，如何处理好伊拉克问题依然是美国是否能有效应付其首要外交挑战。国际恐怖活动目前在世界各地都相当的活跃，而且在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美国对此十分担心，现在仍认为其本土存在着遭受袭击的可能。朝鲜核问题从去年推迟后，一直没有进展，令美国十分头疼。

　　因此，中美在反恐、反扩散方面的战略合作将继续发展并有深化潜力。朝核问题仍然可以成为中美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这是美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对我国的最大战略需求。即使是布什政府内部的反华强硬派，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在朝核问题上有求于中国，承认中国发挥了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同时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也使美国不得不重视维持、发展双方的关系。这次出访前，赖斯再次向美国会议员表示，美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的重要性正在增强。美中关系已经“以几年前还无法想像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是一个积极的因素，美国将努力加强美中在不同领域的合作。

　　如此，中美关系的基础和框架以及美国维护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方针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赖斯在国会参议院审核其担任新国务卿听证会上曾表示，美国正与中国建立“坦诚、合作、有建设性”的关系，布什政府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但是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美公开谈论中国崛起对其负面的影响。赖斯在出访亚洲的前一天对媒体说：“中国是一支正在上升的国际力量，这支力量有有益的一面，也有麻烦的一面。”她还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制定一种合适的政策，能够将中国这支力量积极的一面而不是破坏性的一面发挥出来”。在访问过程中，她还指出，“应对”中国的军事发展有很多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就是要承认美在这一地区拥有十分强大的联盟，能够“在中国角色发生改变之时”维护该地区的稳定。这公开表明了对中国的警惕和不放心，以及试图约束中国的强硬态度。

　　既要保持强硬的高压态势，又要进行接触展现出灵活性。这是目前美对华政策的特点。反映了美外交的灵活性，表明希望立足于沟通、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这也意味着合作是主流，是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

　　总的看来，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加强对中国的防范、限制，注重实力的较量与利益的博弈，另一方面仍会从现实利益出发，寻求与中国对话，合作，而避免一味遏制与打压中国的发展。因此，未来中美关系总体上将继续全面地向前发展，但是也将有更多的波折与起伏。两国关系比过去更加复杂、艰难，中国只能在与美国矛盾、冲突、摩擦中通过合作、对话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