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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望之争”和“利润之争”
邵一鸣教授的观点是，只有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艾滋病疫苗，其他国家才不能任意抬高“既是科研成果又是商品”的艾滋病疫苗价格。据他估计，如果疫苗研制成功，中国将有300亿元以上的庞大市场。
在众多竞争对手面前，为什么孔维团队能成为领跑者？
邵一鸣教授认为，孔维领导的百克公司采用国际上已用于临床试验的载体，技术成熟，自然快些。
换句话说，百克公司用国外已成熟的技术，首次针对中国人体进行试验。
而邵一鸣所领导的团队，完全是采用新载体，如用痘苗“天坛株”作为疫苗载体，从基础工作起步的这一项研究需花费大量时间。
邵一鸣同时认为，何大一团队在中国暂时落后的原因，则完全发生在审批程序上。他们的艾滋病疫苗早在2002年就上报给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并计划于次年在中国云南启动I期临床试验。但时至今日，这一审批仍在等待当中。
按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规定，在国外研发的疫苗必须将技术转移给国内单位，国内具备疫苗生产能力以后，才能申请临床试验。
邵一鸣教授的观点是，只有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艾滋病疫苗，其他国家才不能任意抬高“既是科研成果又是商品”的艾滋病疫苗价格。据他估计，如果疫苗研制成功，中国将有300亿元以上的庞大市场。
长春一位病毒学专家认为，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利用政策优势集中了各种研究资源和力量，艾滋病疫苗的知识产权之争已成为“名望之争和利润之争”。
在他看来，如果孔维不选择与国内企业合作，并最终由国内企业控股，同样会面临何大一团队的遭遇。
五年还是八年？
按长春百克公司的计划，今年3月开始的疫苗I期临床试验主要评价疫苗的耐受性和安全性；2006年2月到2007年8月进行II期临床试验，计划招募低危人群300人和高危人群200人，分为5个组，初步评价疫苗的有效性；Ⅲ期临床试验需招募数千名高危人群来评估疫苗的有效性，时间在3年左右。
对于3月12日启动的临床试验，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注册处处长杨威表示，如果各项试验进展顺利，吉林有望在5年后实现以注射疫苗方式预防艾滋病。
按长春百克公司的计划，今年3月开始的疫苗I期临床试验主要评价疫苗的耐受性和安全性；2006年2月到2007年8月进行II期临床试验，计划招募低危人群300人和高危人群200人，分为5个组，初步评价疫苗的有效性；Ⅲ期临床试验需招募数千名高危人群来评估疫苗的有效性，时间在3年左右。
2002年下半年，卫生部专门成立了一个艾滋病疫苗研制专家库，由5名院士和10名研究员组成。当时该专家库有人预测，我国艾滋病疫苗将在8年内问世。
这一观点跟杨威所说比较接近。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官员以及百克公司的科研人员对此持谨慎态度。
“现在谈Ⅱ期和Ⅲ期也为时太早，因为我们要根据I期临床研究的结果才能做此决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注册司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长春高新（000661）发布的公告特意提示：“该项目研发过程仍存在很大风险，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准生产上市。”
百克公司副总经理冯大强一再叮嘱本报记者，研究有个好的开头，但不可过度宣传。
据报道，国际上第一个进入I期临床试验的艾滋病疫苗，是美国瓦克斯根公司研制的，该疫苗先后在美国和泰国开展了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参与的志愿者达7000多例。试验结果表明，该疫苗不能有效阻止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
邵一鸣教授列举的一组数据显示，全球进行的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I期有106个，Ⅱ期只剩12个，进入Ⅲ期的3个目前仅剩1个在继续。
全球某知名疫苗生产商的一位高层领导告诉记者，这一研究领域不乏急功近利的恶意炒作者。她同时提醒，政府也不应过多指望能研制出一种可迅速抵抗艾滋病的疫苗。
“欠债干活”的风险
邵一鸣坦言，艾滋病疫苗研制的困难首先在于资金的不足。按邵一鸣的说法，目前国内多数队伍是“欠债干活”。这意味着此项工作将担负着大风险，不成功将无人埋单。
3月16日，从北京赶回长春的孔维忙着起草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涉及下一步的科研计划，过两天就交给科技部。”孔维告诉记者。
孔维坦言，对百克公司而言，资金的日趋紧张可能是目前最大问题。
此番启动的I期临床试验，百克公司计划投入1亿元。而长春高新（000661）的年报称，2004年百克公司亏损额达553万，这远远超过公司的注册资本。
在过去几年里，百克公司获得中国各级政府的经费支持屈指可数：2003年获得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专题资助120万元；2004年11月，获国家第二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100万元资助。2004年获长春市振兴老工业基地科技攻关资金10万元支持。
更大的投入来自于中方股东。因涉及商业机密，记者尚无渠道获知其股东的实际投入数据。
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中心主任张林琦博士介绍，2002年何大一教授赴云南部署I期试验时，预备经费为300万美元，Ⅱ、Ⅲ期试验的经费会翻倍。
这是笔令国内所有疫苗研究专家艳羡不已的资金。解放军302医院传染病研究所王福生博士介绍，即便是邵一鸣的团队，当时每年能从政府获得的经费也才30万元人民币。
邵一鸣坦言，艾滋病疫苗研制的困难首先在于资金的不足。
据介绍，国家863计划单列一笔资金支持疫苗研究，真正分到艾滋病疫苗领域仅数百万元。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事件，对863计划的经费支配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按邵一鸣的说法，目前国内多数队伍是“欠债干活”。这意味着此项工作将担负着大风险，不成功将无人埋单。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邵一鸣，曾在2002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议：国家应加大对艾滋病疫苗研究的投入，支持更多队伍。
当时的情况是，国内从事此研究的团队不到10个，而美国高达数十个。
此提案受到了中央高层的重视。科技部当年便设专项资金，经费从每年100多万元突破1000万元。
但在一些科研团队看来，这还是杯水车薪。
积极姿态参与国际合作
在3月18日的全球企业防治艾滋病中国峰会上，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透露，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各方，中国都将以积极的姿态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国际合作。
3月18日，全球企业防治艾滋病中国峰会在北京举行。这个由中国卫生部、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联合会共同搭建的平台，旨在为政府、科研团队及企业“寻求在防治艾滋病领域更大的合作”提供机会。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会上号召，全球企业“应以战略家的眼光”，“积极参与中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中国峰会现场，邵一鸣教授有意打听与会企业的名单。“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家企业接洽。”邵一鸣告诉记者。
邵一鸣曾通过媒体呼吁，鉴于目前国内各研究队伍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不够，政府应形成“中国艾滋病疫苗开发计划”，从国家层面统筹该项研究，并整合国内力量以增强国际竞争。
在3月18日的全球企业防治艾滋病中国峰会上，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透露，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各方，中国都将以积极的姿态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国际合作。
事实上，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已成为新趋势。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科技大学3月25日正式对外宣布，学校研究人员通过与国外机构的合作，已经成功找到阻断艾滋病病毒复制的新途径，为无抗药性艾滋病药物的研制提供了新的手段。 （本报记者魏铭言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报记者罗昌平 长春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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