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关了我十天十夜，轮流审问，连打带骂，不让睡觉，谁能受得了呀？”“你看看我这指头，已经有一节丢在监狱里面了，你看看我这脚趾，到现在还没长齐整，你再看看我这腿，这儿，这儿，都是伤疤。能不挨打吗？……”上面这段话是佘祥林被释放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讲述。我们当然知道，对媒体来说，还无法给这个陈述下“是”或“不是”的结论，因为这还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并没有经过司法机关最终的调查确认。

　　据报道，该案原一二审判决已被撤销，当地人民法院将对此案进行重新审理。

　　但是，根据佘祥林的如上陈述，我们建议在对本案进行重新审理的同时，由检察机关对该案是否涉嫌刑讯逼供也进行立案侦查———因为，按照人们正常的思维，当一个人面临“故意杀人”的指控，面临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结局时，除非他当时遭遇着“生不如死”的可怕境遇，否则一个人断然不会在这样的供认状上签字；而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被审讯时“生不如死”，合理的解释便是可能遭到了残酷的刑讯逼供。

　　可是，即便是能够立案调查，但检察机关能否对该案涉嫌刑讯逼供调查清楚，我们也心怀疑问。法律是讲究证据的，总不可能依据所谓的“常理”来定案，这个案子毕竟已经过了11年，对这样一个旧案，除了佘祥林身上的伤疤（伤疤未必能证明一定是刑讯逼供所致），有没有更多扎实的证据来支持佘祥林的陈述呢？

　　这就可能出现“常理”与“证据”的矛盾，结果很可能是：有关部门难以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刑讯逼供制造者的责任，而涉嫌刑讯逼供的责任者也很可能逍遥法外“继续害更多的人”。

　　有专家早就提出，对于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举证责任应该在侦查机关，如果侦查机关拿不出自己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据，就必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就本案而言，佘祥林虽然拿不到自己被刑讯逼供的证据，但同样，警方也很可能拿不出审讯佘祥林时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证据。如果将来举证责任倒置了，那么为举证着急的，就不是佘祥林，而是当地的侦查机关。

　　如何防止刑讯逼供，一直有法学家建议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要么让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要么允许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场，要么对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录像以备庭审时采用，这样既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不受侵犯，又可以在侦查机关办案受到刑讯逼供质疑时，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清白。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将极大地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目前还大多处在议论阶段，没有得到全面的推广和实施。

　　刑讯逼供的实质，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是对人性的严重悖逆，是对法治的严重破坏，是与人类文明的背道而驰。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其危害性都不言而喻，必须予以根除。在这方面，除了对相关法律进行完善、增加刑讯逼供的违法成本外，国家投入一定的人力（比如增加审讯时的监督人员）、物力（比如设立单独的“审讯室”、增加全程摄像录音装备等），也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我们或许无法奢望11年前的一个地方司法机关能够有足够的条件实现上述要求，但11年后的今天，“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入宪，社会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司法公正的认识也有了巨大的进步，因此司法在切实保障人权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

　　这些，是佘祥林案再次带给我们的提醒，杜绝刑讯逼供的丑恶现象，一方面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一方面也关乎司法的权威与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