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逝的母亲

　　这个倔强而爱子的农村妇女开始了为儿子辩污的艰辛之路。在京山县看守所关了9个月后，“她变得又聋又瞎，不会走路。”在病痛中捱了三个月后，杨五香去世

　　佘祥林是佘树生和杨五香的三儿子。

　　4月3日中午，64岁的佘树生蹲下身子，两臂弯在身后。“看守人员就是这样把她从看守所里背出来的。”

　　佘树生说的“她”就是老伴杨五香。1996年五六月间，从京山县看守所出来三个月后，杨五香病死，那年她54岁。

　　佘家的房子是何场村九组最为破旧的土坯房。佘树生站在堂屋里，脚上穿着一双打着补丁的雨鞋，他刚从田里回来。他还没有看到即将恢复自由的儿子，他更担心儿子出来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土坯房里没有什么家什，堂屋正墙上贴着“天地国亲师”及一副对联：云间瑞气三千丈，堂上春风十二时，横批：受天之祐。西边一间就是当年佘祥林与妻子、女儿的住室，灰黑的门上贴着扑满灰尘的红色门方。1994年元月20日，张在玉从这里走出去，厄运从此降临佘家。

　　老人说他现在一天只吃早晚两餐饭，当地的媒体报道说他“一人耕种2亩责任田，在贫寒中苦苦煎熬”。堂屋里还放着一辆黑色的破旧永久牌自行车，当年，佘树生就是骑着它到京山县各部门反映儿子的冤情。

　　自佘祥林出事后，佘家人就开始为他向各级部门反映情况。杨五香走遍了周围的村落寻找出走的儿媳。因为佘祥林跟她说过“我确实没有杀她”，这个倔强而爱子的农村妇女就开始了为儿子辩污的艰辛之路。

　　佘家四处张贴、播放张在玉的寻人启事。1995年元旦前后，张在玉出走一年后，杨五香寻访到了离雁门口几十公里远的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并在这里有了惊喜的发现。

　　“我们跟她说，见过像她儿媳的那个人。”4月4日中午，姚岭村村民倪新海、聂孝二、肖桃仁告诉记者，在杨五香来之前的两个月，一个女的流浪到村里，他们给了她吃的喝的后，她说自己叫张爱青(张在玉的别名)，还在地上写出自己是雁门人，家里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但她两天后就又走掉了。

　　杨五香在姚岭村附近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儿媳。这期间她吃住都在该村副书记倪乐平家。“她找人的车费还是我给的，她当时穷得没有一分钱了。”倪乐平说，他的妻子聂麦清还与聂孝二一起帮杨五香找。

　　“后来，杨五香听说要枪毙佘祥林了，就要求我给她出一个见过张在玉的证明。”倪乐平说。倪客观地给杨开出了这个证明。这份证明现在被媒体称为“良心证明”，如果没有它，也许佘祥林早已作了枪下冤魂。

　　然而，这份证明送到有关部门后，并没有得到令佘家惊喜的结果，对方的回答是“这一套我们见得多了”。反而是杨五香因为反复上访和申诉被抓了起来，抓起来的原因是“包庇犯罪”“妨碍司法公正”，佘树生及大儿媳江银喜告诉记者。

　　九个月后，看守所通知佘家带上3000元钱去领人，佘家筹不到这么多钱，女儿佘翠娥借了600元钱与父亲一起去接人，看守人员把杨五香背了出来。

　　“她变得又聋又瞎，不会走路。”佘树生说，老伴只是哭，也说不出在看守所里的遭遇，只是说里面“待遇不好”。在病痛中捱了三个月后，杨五香去世。

　　何场村九组的一位老年妇女说，杨在进看守所前身体很好，农活样样能干。如果不是那么早死，可以再活好多年。

　　佘树生并没有停止上访，他骑着那辆“永久”自行车一趟趟往京山县的人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跑，反映儿子的冤情和老伴无辜早逝，并往省人大、省高院、省检察院写信，但均无回音。

　　佘树生说，在上访中到处都是冷眼。在京山县人大，一位接待者把杨五香的死归结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京山县公安局一位姓吴的工作人员说，你老婆死了，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在县检察院，一位科长说杨五香进去时身体就不好。

　　还有更为粗暴的态度。在县法院，一位法官看到佘树生进门，就脸一歪，说声“又来了”，另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则厌烦地隔着桌子朝他挥手：你走你走。他们甚至不允许他坐他们的椅凳。

　　1998年佘祥林被判15年徒刑后，佘树生与大儿子佘锁林不再上访，“因为没有用了”。

　　被迫辍学的女儿

　　“她人聪明，成绩好，老是年级的前几名。”初一时，佘华容辍学，“上访和申诉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14岁时，小叔带她到深圳打工

　　佘华容坐在父亲的病床前，左手长久地与父亲的手紧握在一起。在这11年中，父女俩仅见过几次面。

　　就在几天前，她还见到了阔别11年的妈妈，并接受了母亲的怀抱和眼泪。但她拒绝谈及当时的感受，并把头长时间扭向病房白色的墙壁。

　　这个中等个头、染着栗色头发的18岁姑娘身着牛仔服，一根手指上戴着细细的一枚戒指。她现在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

　　在何场村九组佘家土坯房的东间内，贴满一墙的奖状，它们都属于童年的佘华容。

　　19岁姑娘李倩清楚地记得佘华容。在台岭中心小学时，李上六年级，佘上五年级，她们都是学校少先大队的中队长。“她人聪明，成绩好，老是年级的前几名。”这个身材高挑、穿着时尚的高三女生由衷地夸奖佘华容。李倩的家在雁门口镇上，做着食杂店的小生意。

　　“但她家出了事后，就没有人愿跟她做朋友了，大家都不跟她说话、玩，她自己也不受说话了。”李倩说，如果她能一直上学，一定能够考上大学的。在佘华容此次专程回来见母亲及迎接父亲出狱之前，李以为佘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

　　佘华容也记得李倩，同样夸李聪明、优秀，并特别留意地听记者说李倩现在是“学校的小记者，今年就要参加高考”。

　　上到初一时，佘华容因家贫辍学。“上访和申诉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佘树生说。

　　当时的雁门口中学校长郭志勇回忆说，佘华容入学时被爷爷领着来到学校，请求减免学杂费，后来郭签字为她免了90元的杂费。佘华容给他的印象是拘谨、胆小、可怜。

　　但不久佘华容还是辍学。“镇里的一位新任领导认为杀人犯的女儿不应该享受减免学费的待遇。”佘华容的大伯佘锁林介绍说。

　　14岁时，在为佘华容办理了一张18岁的假身份证后，小叔将她带到深圳打工。“她在厂里整天也不说话，我为了照顾她尽量跟她在一个厂，但她好像并不愿理睬我，甚至想躲开我。”佘梅林说。

　　佘华容的所有“家当”都在工厂宿舍里，几年她都不愿回一次家，这次回乡佘华容请了15天的假。在那家电子厂，除吃住外，她每月大概能拿到四五百元钱，一天往往要工作10个小时，有时要工作14个小时。

　　小叔佘梅林注意到侄女跟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显得很开心，“你看她，时时都在笑，话也说得多了。”

　　佘祥林在与记者对话时，感慨自己失去了劳动能力，以后只能靠闺女了；佘华容也向记者说，现在她是自己养活自己，以后就还要考虑养活父亲。

　　佘树生则愤懑地说这起冤案不仅毁了他一个儿子，还毁了他聪明的孙女的前途，“没有读书，这一辈子算完了。”

　　远走他乡的兄弟

　　“10多年了，我们始终生活在佘祥林是个杀人犯的阴影里面”

　　34岁的佘梅林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主要是怕结婚后无力照顾华容，对她造成伤害。”佘梅林苦笑着说。

　　三哥出事不久，佘梅林就跑到深圳打工。“那时，就想迅速逃离这个地方。”

　　佘梅林与二哥佘贵林用“刻骨铭心”来形象他们被迫埋葬那具无名女尸时的遭遇。“每次想起，都会头痛。”

　　那具腐烂女尸被认定为佘家“屈死的媳妇”张在玉后，张家人极度悲愤地要求佘家立即收尸。惶急中，佘家人只好借了同村人的一副棺材去收尸，然而，在归入祖坟的路上，佘家饱尝了痛苦和屈辱。在经过一个村子时，村民们不让他们通过，要他们走两公里的山路绕村而过。“山上没有路，等于在石头缝里走。”佘家大儿媳江银喜说。

　　“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说这家里出了个杀人犯，到处是流言蜚语。我们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来。”佘梅林痛苦地回忆，就在这种情形下，他跑到了深圳打工，而且几年也不回家一次。后来，佘贵林也去了深圳。现在，佘贵林一家都在深圳。

　　在得悉张在玉确实回来的消息后，佘家的大儿媳江银喜喜极而泣，“10多年了，我们始终生活在佘祥林是个杀人犯的阴影里面。今天总算可以抬头挺胸，堂堂正正地走出去了。”

　　为佘祥林讨清白的路还充斥着莫名的惊吓。有一次忽然通知说佘祥林被枪毙了，让他们去收尸，但到收尸的路上，又说这一批佘未被执行。“没有经历过，你永远无法懂得那种生与死只有一瞬间的滋味。”佘锁林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1995年5月，正值插秧时，京山县警方通知佘锁林过去谈一谈，这一去就被关了41天。两天后，他的母亲杨五香也被关。佘锁林说，对方要求他不要再上访了，发现上访就关起来。佘锁林被放回后，原来担任的何场村九组治保主任的职务也被免掉了，中共预备党员的身份也没有了。

　　作为长子的佘锁林，还要承受着更为沉重的经济压力，在安葬无名女尸及母亲尸骨后，他还要借钱用于上访和申诉。佘锁林在接受采访中多次用到“家破人亡”这个词。佘祥林被判刑15年后，佘锁林第一次去探看他，弟弟要哥哥去北京，找全国人大领导，哥哥为难地表示：现在连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出了，我已无能为力。

　　佘祥林出狱后，向记者表示，沉冤昭雪，他要感谢家里人这么多年所做的努力。

　　佘锁林现在雁门口邮政局担任征订、投递员，每月有千元左右的收入。这个工作是1997年前后由他的一个老师推荐他做的。妻子江银喜晚上在镇里卖烧烤。两个儿子一个打工一个仍在上学。

　　佘锁林说，如果家里不发生这件事，兄弟几个所有的生活都会比现在好很多。原来他家的生活条件是中等，现在是最底层。“我们兄弟几个从一出生就没有风光过，也许我们的命就是要在奔走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