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已经正式启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以下简称“禁放令”）的修订工作，并将于年内完成。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修订内容的讨论焦点，集中在今后政府对烟花爆竹是禁放、限放，还是随便放。

　　有关部门负责人解释，决定改“禁”为“限”的主要原因，在于“禁放令”的执法成本太高，且执法效果不佳。而有基层执法民警表示，禁放执法不但让他们疲于奔命，而且常遭遇“情理困局”：见“放”不抓有辱法律尊严，严格执法又成了给群众败兴。两难之下往往只好虚应故事、开眼闭眼。

　　其实就个案的发现和处理而言，“抓放”并不比“反扒”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但是当除夕之夜，“禁放区”内爆竹声响成一片时，单起案件的处理成本已经不足为据，群体性的“集体违法”，才是造成执法机关在经济成本上不堪重负的原因。另一方面，虽然因为“禁放令”的存在，“抓放”也算有法可依，但由于燃放烟花爆竹有风俗民意的支持，“禁放令”的出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法理与情理的取舍两难，对“禁放令”的严格执法，更是面临难以统计的社会成本。民警们遭遇的“情理困局”，只是这种社会成本的微观反映而已。

　　因此，无论经济成本抑或社会成本，“禁放令”的成本都恰与这一法令的民意基础成反比关系，即民意支持度越高，则执法成本越低，反之亦然。

　　回顾一下“禁放令”实施12年来的历史不难发现，此法初行时，其禁放效果远好过现在。当时，除夕之夜偶尔响过的寥落鞭炮，还引得许多人感慨北京的除夕太过寂静。当时，革命化的“移风易俗”的余风，佐以炸伤、火灾、噪音、污染的案例宣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民意对禁放的支持。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也都在试图以央视春晚、春节庙会、节日旅游等形式，寻找一种没有鞭炮声的“新年俗”。然而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复杂变化，民族文化传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迅速回归，唐装、春联、中国结之后，民俗传统中始终处于“年节符号”之首的鞭炮，必然突破“禁放令”的限制而回到中国人的节日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禁放令”的执法成本逐年上升就是必然的趋势。而以“执法成本太高”为由改“禁”为“限”，也就是对民意的间接回应。

　　实际上，顺应民意永远是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的原则，因此对民意完全可以给予更直接、更主动，也更制度化的回应。有专家介绍称，南方某大城市在讨论“禁放”政策时，获得了支持、反对各50%的民意调查结果。而人大、政府则据此结果作出了不禁放的决策。其理由是：如果禁放，则笃定会让反对禁放的那50%市民不满；如果再禁而不绝，则连支持禁放的50%市民也不满意，里外不划算。这种对民意的斤斤计较式的解读，看似太像算账、不够政治，其实恰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民主决策的基本规则。如果早些遵从这样的规则，北京可以少支付好几年的执法成本。（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