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嘉宾：王立民(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博导)

　　新闻背景：拾金不昧是中国人传承了千百年的道德取向。然而近日提交审议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却提出，拾金当不昧，但拾得人应享有一定的报酬请求权。这是对传统道德的背弃、亵渎，还是寻求新的道德支点？由此而引发的争论引人关注。

　　主持人：有偿的拾金不昧其实是关于物权变动的最微小话题，却引发了人们最大的关注。连我们这些生于80年代的年轻一代，也是唱着《一分钱》的童谣长大的。当拾金不昧染上了“交易”的色彩，人们的心理的确承受了冲击。

　　王立民：作为制定《民法典》的关键，谈到《物权法》，不能不提到我国既有的《民法通则》，其中明确规定拾得人有偿还的义务。但是片面强调拾得人义务的后果就是，很多失主领到失物后扭头就走，不仅不会兑现事先信誓旦旦的“重金悬赏”，甚至连一句“谢谢”也吝于说出口。不少关于有偿招领的纠纷已经说明：无偿拾金不昧面临着实实在在的道德困境。

　　主持人：不是挑战传统道德，而是在传统道德面临挑战的情况下的适时应变，这是您对有偿拾金不昧的理解。但是，“见利忘义”、“取小利而忘大义”，在人们传统道德理念里，“义”“利”不可兼得。为了利而拾金不昧，这样的行为算得上是合乎道德吗？

　　王立民：在现代社会里，“利”和“义”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层面兼顾起来。即使有如孔子反对“言利”，但他反对的也只是“不义之利”。“义然后取”，只要合于义，君子也可求取私利。社会主义的“义利观”也是相互推进的“义利观”，既不讲义贬利，也不见利忘义。拾金不昧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对失主来说，他用比较小的代价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而对拾得人而言，也鼓励了他们履行公德的积极性。必须指出的是，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法律是底线，道德是高要求。我们不排除有一部分人道德素质较高，但是法律不是用来规范好人的，它所规范的是道德底线。毕竟还有很多人做不到拾金不昧。因此，这种务实的立法行为不仅可以减少非法隐匿行为的发生，也有利于培养“拾金不昧”的道德环境，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拾得者都会用金钱去衡量自己的道德行为的。

　　主持人：美德不妨受嘉奖，但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这在持德行伦理的中国，似乎会让人心里疙疙瘩瘩。但是，从奖励见义勇为，到如今的有偿拾金不昧，道德的泛物质化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您对此怎么看？

　　王立民：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要进一步培养人们高水准的道德素质，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考虑和追求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因此，也的确需要一定的利益激励机制调动人们履行道德的积极性。以这个拾得付酬制度为例，恰恰是把人们传承了千年的“拾金不昧”良好美德在现代社会具体化了。道德不应是纸面上的东西，它需要行动化、具体化。道德物化我认为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因为物化后所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行动化，这是一种趋势。以前像奖励见义勇为、不准小孩救火等规定，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合理的，而且也说明我们的各项工作正在回归到人性化的轨道上来。不再用道德圣人的标准去要求普通人，用务实的精神重新厘定现代人的道德基准线，这是种可喜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