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军 邱有全

　　从2003年7月20日我国第—家“失物招领公司”在江苏徐州开业后，人们就开始了拾金不昧者要不要获得经济回报的争论。一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物权法草案，该草案有一条规定：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其承诺向拾得人支付报酬。草案这样规定的目的应是为了鼓励拾金不昧行为，以更好地保护失主对遗失物的“物权”。由此，笔者想到了著名的“米兰达法则”，用该法则审视有偿拾金亦可见其合理性、正当性。

　　看过美国警匪片的人对这段“套话”一定很孰悉：你有权保持沉默，现在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可能在审判中用作不利于你的证据。你有权请律师在讯问时到场，若无力聘请，可以为你指派。这是美国（包括许多西方国家）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说的话。这个程序，在美国诉讼中被称为“米兰达规则”。警察的这段“套话”不仅仅是一个警告，围绕着这句简单警告的是一整套对警察用权极度谨慎的制度安排，这里面渗透着浓厚的宪法精神：警察手中掌握着强大的权力，而平民百姓手无寸权，因此要对有权的人作出更苛刻的限制。是防止一些罪犯借机逃脱法网，还是防止警察滥用特权任意迫害无权的百姓? 两相权衡，制度的设计者最终选择了后者，因为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有偿拾金不昧与无偿拾金不昧进行利害相衡。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把别人丢失的东西无偿归还主人似乎不需要理由，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寄希望于用“拾金不昧”的道德力量来规范社会基本行为，尽可能地使失主找回遗物。然而，当我们一厢情愿地期待单纯用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时，拾金不昧现象如今并不尽如人意，太多失物，尤其是那些对失者来讲极其重要，对拾者来讲毫无价值的东西，如有效证件、信用卡、钥匙，再也无法找回。

　　当道德准则失灵的时候，法律就应当及时跟进，立法的终极目标是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从法律的视角来分析一下无偿的拾金不昧行为，便会发现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性：拾得人捡到失物，有妥善保管遗失物和联系失主归还物品的义务，为了找到失主，还要付出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拾东西的人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而失主呢，只承担说声“谢谢”的口头义务，而没有实质上的义务。由此可见，“拾金不昧”在权利与义务的设定上是不太公平的。正是这种不公平使失主丢失遗失物的风险越来越大。将拾金不昧者看作普通人，舍弃“圣人永善”的道德高调假设，从人都可能“利己”的道德低调假设出发，以期通过有偿方式促成失物返还，这是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务实做法。实际上，有偿招领的行为在国外并不鲜见。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依据物权法律，出租车司机捡到钱物后应还给失主，失主认领时给司机最低10％的报酬；在摩纳哥，当地媒体刊登失物招领启事，失主认领时需交给的士司机20％的酬金，并且担负广告费，若半年后无人认领，失物便归司机所有。当然，有偿拾金也有其负面作用，媒体对其最大的指责莫过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但这并不会导致拾金不昧这一优良传统的全面崩溃。规定有偿拾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失主对遗失物的“物权”，是对拾金不还或拾金丢弃的一种补救性限制，重点并不在于“拾金不昧”可得到经济回报上。况且，物权法的用语是“可以”，意味着拾得人可以要经济回报，也可以不要经济回报，并不妨碍品德高尚的人继续践行传统“拾金不昧”之美德。当然，合法的不一定合情，合法的不见得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主旋律，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还是要教育社会上的每个人要拾金不昧，而不是事事都要用金钱来衡量。

　　从以上对有偿拾金与无偿拾金的利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有偿拾金利远远大于弊。怎样更好地保护失主对遗失物的“物权”，是用道德的温情来熏陶，还是以法律的戒尺来确立?两相权衡，我们必然要选择后者。（摘自《中国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