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然产业

　　号称“中华取名第一家”的宏名轩业务早已超出取名的范围，起名、算命、调风水、带徒弟等等，每一项的收入可以用“财源滚滚”来形容；主持人巨天中带高级徒弟的收费更高达10万-30万元/年

　　在风水行业内，香港、台湾来的风水先生收费是很昂贵的，因为这两个地方的风水活动从未中断，一直风风火火，像Alan这样求助于风水先生的人认为他们的“道行”自然要高一些。而大陆的风水活动从上世纪90年代后才算重新开始，而在以前，风水活动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

　　常亮说他从事这行有20多年了，以前是在惠州、陆丰等地活动，5年前到黄大仙祠，一直做到现在。黄大仙祠聚集了众多像常亮这样的风水先生，在广州，另一个风水聚集地是光孝寺。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个大城市的著名寺庙周围，那些隐居民间的风水先生们以“文化咨询、策划”的名义通过工商局的登记后，来这里安营扎寨，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探出头来，虽然表面上小心翼翼。而北京，是风水行业最兴旺的城市，雍和宫附近以某某“轩”某某“庐”为名字的众多店铺显示着这个城市风水行业的兴旺。

　　前年，宗原把他的“宗原起名院”从白云观搬到这里，“因为那边拆迁了。”他说。

　　“我不看风水，不卜卦算命，我只为别人取名字，是真正的文化活动。”和其他大部分同行一样，宗原一直强调他工作的文化属性。他的名片上，印着“中国易学祖传世家”、“当代易学名师”的称号。师传渊源悠久，是这一行所看重和足以夸耀的。

　　位于南剪子胡同的“弘名草堂”的堂主金焘纲则自称为康熙第十四皇子的嫡孙，从小对易经耳濡目染。他说北京第一家起名公司是他哥哥金焘纯开的，叫做“正名庐”，时间是1992年。

　　　弘名草堂不远的易佐起名馆的掌柜虽然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名字：崔成易佐，但他并没有显赫的身世和正统的师承，“相关知识是自己学来的。”他说。

　　无论是师出名门的“江湖豪门”还是自学成才的“草莽英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掌门坐堂，一个当家做所有的活，价钱上也没有等级区别，个人取名一般收取150元左右的费用。

　　而像正名庐、宏名轩、鹿鼎这样的大“帮派”，则要繁复和昂贵很多。以号称“中华取名第一家”的宏名轩为例，个人取名分为3个档次：专业取名、专家取名和主持人取名，价格分别是198元、498元和1980元。但宏名轩的业务早已超出取名的范围，有“姓名系列”、“名理系列”、“设计系列”、“环境系列”、“培训系列”等，起名、算命、调风水、带徒弟等等，每一项的收入用“财源滚滚”大概可以形容其兴隆，以主持人巨天中调阴基为例，北京市内收费是1万元1次，外地是2万元，并且需要提前预约。而他带高级徒弟的收费更高达10-30万/年。与传说中孔子当年的收费标准--3块腊肉相比，简直天渊之别。

　　在北京这样颇具规模的公司，业务已不仅仅提供咨询服务，像宏名轩、鹿鼎还开发“吉祥产品”，一个八卦盘，在宏名轩的网站上，最高的标价达到4000元。

　　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数邵伟华的公司，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其公司产品的专卖店。“我们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并且是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来进行管理的。”在深圳天安国际大厦的办公室里，邵伟华这样说。他被称为“易学泰斗”，他写的4部书成为风水行业的教科书。

　　1994年，邵伟华在他的家乡湖北鄂州开了“邵伟华周易研究中心”，1998年他把公司搬到广州，几年后在深圳他开了分公司。“周易也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正规化、科学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做到‘以易养易’。”邵伟华说。

　　以易养易的途径在邵伟华的公司有三：提供“信息咨询”、卖吉祥产品和培训，他的公司也相应地设置了“预测部”、“培训部”和“产品部”。“我们要走南泥湾的道路，可以说我们是一家扶贫公司。”邵伟华说。

　　“风水行业是21世纪的热门专业之一，解决就业，永不下岗且愈来愈精的职业，为人谋求幸福和健康的、光荣的，助人的职业。”湖南的李三伏这样说。这位矿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目前在深圳一带活动，他的目的是在深圳堂堂正正地开一家“风水公司”，而不需要打着“文化咨询”的幌子。“但是时机还不成熟。”他的弟子袁绍武说。

　　不过当他还在等待的时候，深圳、广州等沿海大城市的风水公司已在某个小巷或者高档写字楼里鸣锣开张了。

　　接受与“复活”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教授黄树民来到厦门近郊的“林村”，村支书叶文德带他参观叶家祖坟，用风水的理论解释自己几十年来的兴衰荣辱；今年年初报纸报道，广州的中小学生为了考出好成绩，对于“校园风水”言听计从

　　在文化人类学家那里，风水不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工具，而是解读中国乡村社会的一把钥匙。美国教授林耀华“小说形式的人类学专著”《金翼》中，金翼之家有一个很好的风水地形。

　　那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的生活，人们用风水来解释一个家族的兴衰。

　　但就在此之前不久，风水遭遇了一场大批判。“五四运动时期，出于救亡图存或思想启蒙的需要，中国掀起了对传统文化急风骤雨的批判反省。在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冲动下，人们匆匆拿起了‘科学’的武器，要粉碎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文化复兴的所谓封建迷信--另一种说法是文化残存，笼罩着神秘面纱的风水术数，自然成为文化批判的靶子。”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进国说。

　　如果“五四”只是在思想界掀起“头脑风暴”的话，那么解放后风水更是遭到“灭顶之灾”。当以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风水活动被禁止，人人谈而色变。风水在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人文生态后似乎已被清理出历史的舞台。

　　然而，“传统的东西最难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它总是能找到铁屋的裂缝。

　　上世纪80年代，另一个美国教授来到厦门近郊的“林村”，村支书叶文德带领他去参观叶家的祖坟，用风水的理论向美国教授解释自己几十年来的兴衰荣辱。美国教授是人类学家黄树民，黄树民以他和村支书对话的形式写了《林村的故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传统力量的风水观念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是怎样的根深蒂固，从另一个方向看，也可以得出中国几十年来对民众的唯物主义教育并没有成功的结论。”陈进国说。他是福建人，金翼之家和林村的故事都发生在他的家乡。

　　当老一代的叶文德在其垂暮之年最终向风水服拜之时，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却轻而易举地把唯物论的教育放到一边，而把风水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理论和力量。

　　“请保护我的隐私。”沈雅(化名)临走之前对记者说。

　　隐私指的是她的姓名。这位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虽然毫不隐瞒自己对风水的兴趣和“一定程度上的相信”，但是她还是再一次告诫：“最好不要说，怕有麻烦。”

　　沈雅是与母亲一起来到崔成易佐的起名馆的。她觉得自己的名字太过普通，虽然她过去的生活都还顺畅，但她还是希望改一个“与众不同的、能带来好运的”名字。她说她相信这些。至于她自小所受的唯物论教育，“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来学习的，书上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一回事。”

　　而比她更小的中学生们，在更为宽松和多元的社会下，对于风水的接受则有了更多更容易的途径。今年年初，报纸上说，广州的中小学生为了考出好成绩，对于“校园风水”言听计从：坐在床上，把书放在叠起来的被子上复习、做题；把客厅里沙发上白色的抱枕拿到床上的一个角落放着；复习的时候一定要朝着南面。这些都有着风水上的考虑。

　　“就个人而言，生命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就需要有一套价值、信仰来应付被强大的外力打断了的生命进程。我们的社会没有唯一的神，国家权力不再钳制信仰，不用权力来规定、法律来制裁的时候，人们就会选择其它的价值来替代现有的价值。”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

　　他把这看成是“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