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暗三种人

　　据悉，中国的风水人士分为3种，第一种在大学、研究机构里做学术研究，第二类穿插于政界、商界间为“精英人士”做参谋，第三种就是在街头的江湖人士

　　沈雅知道很多人都对此很热衷，所以才有如此多的风水公司。但对于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她来说，恐怕不知道很多的风水活动其实是在“暗地里”进行，在她出生前的很多年里，风水师不像现在这样可以是一个公开的职业，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仍然有很多的风水师选择和他们前辈一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一些企业家、政府官员之间周旋，为他们提供风水服务，收取不菲的费用。

　　丁悦家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做生意的很多都相信风水，尤其是在房地产这一行。”丁悦家说。这位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原本学的是绘画，但现在他在风水圈内颇有名气，一般需要熟人介绍，当然还要5位数以上的酬劳才能请得动他。

　　遇到生意不顺的时候，房地产的开发商或者销售商会把风水当成重要的原因之一。左其名几年前在东莞做房产代理商，房子出人意料地难卖，经朋友介绍他请来了丁悦家，对楼盘的风水做了调理。

　　“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是离不开风水，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我们的售楼人员都经历过风水知识的培训，因为很多的客户会问到风水的事情。我们也对设计人员提出在设计楼盘和房型时考虑风水的因素，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懂个一二三。”左其名认为，如果房产业到了买方市场，风水更会成为房产商手中一张不可或缺的牌。

　　一个事例被房产人士所熟知：上海的“鼎园”，在大木桥路、瑞金南路、斜土路和赵嘉浜路的中间，“鼎”为火，于是开发商宣称他们的项目五行俱全，是风水宝地，价格卖到3万元一平方米，比周边楼盘高出一倍。

　　“风水也称堪舆，堪就是天，舆就是地，由于同属于‘究天人之学’，堪舆术一直作为‘官学’的形式存在。儒家之‘儒’，和‘巫’很有关系。可以说，重视趋避宜忌的堪舆与择日传统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陈进国说。

　　事实上，风水术中关于建筑、生态的内容，被现在的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学者所用。一个城市规划的设计者在为城市的建筑、道路项目规划的时候，是否影响城市的“龙脉”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1982年，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引发的一场“风水官司”被热炒了很长时间。中银大厦被设计为四把刀的形状，其中一把指向汇丰银行，一把指向当时的总督府。为应付中银大厦的“挑衅”，汇丰银行在其大厦楼顶架了四门大炮，而港督府则种植了6棵杨柳。“建筑师都相信建筑风水的。”贝聿铭说。

　　此时海外的风水已经很有气候，不单是像贝聿铭这样的建筑大师在实践运用之，在学界，台湾的李亦园、日本渡边欣雄等学者对风水的研究已很有成果。

　　“大陆的风水研究落后海外一大截，并且风水还被当成异文化来看待。我们缺少本土化的视角。”陈进国说。

　　据悉，中国的风水人士分为3种，第一种在大学、研究机构里做学术研究，第二类穿插于政界、商界间为“精英人士”做参谋，第三种就是在街头的江湖人士。

　　丁悦家显然是第二种，但对于他接触过的政府官员，他不愿意多说。

　　“从事风水的人都有自己的稳定客户，这些客户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互相介绍的。”莫璐铭说。他的办公室挂着他与一些有名的客户的合影，包括影视明星，体育明星，还有一些政坛人士。

　　所以莫璐铭虽然开了一家风水公司，但是公司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客户。“开公司主要是为了方便，很多客户是国有企业的领导，如果没有公司这个名义的话，他们给我的酬劳将会给他们在财务上带来麻烦。”

　　风水毕竟是和主导思想有冲突的，有过风水活动的官员们对此是有忌讳的，但是从一些落马官员的报道中可以得知，找过风水先生算命、看风水的人并不在少数。

　　据媒体报道，2002年，已内退的海南省某局副局长因邻居修筑围墙坏了他的“风水”，便带着他的女婿等人上前将门柱推倒，还将一名工人打伤住院。而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经常请“大师”预测前途。“大师”说胡有当副总理的命，只是命里还缺一座“桥”。胡建学于是下令本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莫名其妙地穿越一座水库，最后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企盼早日登上副总理的“宝座”。不过他在1996年的时候因为贪污罪被山东省高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他们似乎不能归咎于风水。

　　正名博弈

　　“我们需要一种本土的价值观。”用本民族的思维习惯看待风水，是社会学者们所希望的；广东社科院研究员雷铎认为，从事风水工作，需要学会“打太极”

　　“这方面的事情只能静悄悄地去做，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点契机，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把风水当成靶子送给人去打。”广东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雷铎显得小心翼翼，他认为从事风水工作，需要学会“打太极”。

　　几年前，他在大学里开设风水学的课程，很受学生的欢迎。当他整理讲义准备出一本风水学的教程时，他受到当地报纸的批评，说“大学教授搞封建迷信”，他的课程也被迫取消。

　　雷铎既然是“广东省周易研究会副会长”，自然是会打太极的，如今他的课程继续在上，当然没有再叫做“风水学”。“关于风水的知识，我们叫风水学而不是风水科学，就像中医，是中医学而不是中医科学，作为国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雷铎说。

　　雷铎认为风水里头肯定有合理的成分和不合理的成分，“面对一个烂苹果，对一个很饥渴的人来说，全部吞下固然不好，全部抛弃不但是可惜，而且是做错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传统的智慧解决现代人的问题。”

　　“历史上，就风水问题民众与政府一直就存在着博弈。”陈进国说，风水信仰、习俗就一直在官方文化(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制度化的宗教形态)与民间文化(源于实用功利主义的文化巫术、非制度化的民间信仰形态)之间隐秘地游离着，传统礼教或祭祀观念之所以能够“以家达乡”，并非尽是统治阶层或传统士绅主动参与的结果，诸如风水先生、择日师、礼生、工匠等“下里巴人”，很可能也是相当重要的中介者，甚至是第一媒介者。

　　宋明理学的仕人清楚地知道风水可能带来冲突，对风水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在中国各地流传着“天子地”的故事：这个地方本来要出天子的，统治者很是顾忌就派人破坏了天子地的风水。“这种类型的故事反映了民众的反抗意识和被压抑的宣泄。”陈进国说。

　　冲突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在农村风水会引起宗族、家族之间的冲突，在城市，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的生活方式取代乡村生活方式，以风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会对城市文化发生对抗，对抗的结果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事实上，传统根深蒂固，要改变谈何容易。”陈进国说。

　　比如墓葬，城市文化要求火化，但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火化之后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找风水先生，买棺材，垒起坟冢。

　　“我们需要一种本土的价值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这样说。于海认为旧文化的复活正是应这样的要求而产生的，它与现有的主导价值不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因为它没有波及到它的体制。

　　陈进国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云南丽江是毒品泛滥区，用现代的方法禁毒，效果不明显，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学者在当地的传统节日“虎日”举行祭祀仪式，在仪式中吸毒人员找到了家的感觉，戒毒效果很明显。

　　用本民族的思维习惯看待风水，是社会学者们所希望的。 本报记者 丰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