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啊！”这是29岁的张衡生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帮助他的村民说的。而这些村民，最终也没能留住他的生命。

　　2005年3月7日晚，行走在107国道1723界碑处的湖南衡阳人张衡生被一辆疾驶的摩托车撞伤。当地茶恩寺镇扶桥村村民先后拨打电话与湘潭县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茶恩寺镇派出所、茶恩寺镇民政所取得联系，可5天内无人过问，直至张被冻死（见本报3月24日报道）。

　　4月14日，在张衡生被火化离开茶恩寺镇扶桥村时，所有帮助过他的村民聚集在107国道边，见证了这个时刻。

　　张是怎么来到国道边，最终走上了死亡之路的？记者沿着他走过的路，试着解开这个谜团。

　　居民们认为，精神病患者被集体送到国道旁

　　3月3日晚上，张离家后行踪一直不明，张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到达80公里外的扶桥村的，一直是个疑问。

　　在张离家后，其亲人在衡阳满城寻找。

　　3月7日晚上，悲剧上演时，近百公里外的衡阳电视台，开始播放寻找张衡生的启事。

　　据住在扶桥村107国道旁做竹器加工的彭术平回忆，张当晚6时50分左右，突然出现在他家的厨房门口，吓了其妻周云辉一跳。

　　问张是否需要食物和水，张不答，两眼直视。

　　周判断张是一个精神病人，叫来丈夫将张推走。然而，张走到屋门外的107国道拐弯处便停下来不肯前行。“如果是正常人哪有坐到马路中间的？”彭术平称，在当地，外来的此类人员不在少数。

　　该村村民蒋正军也持相同看法，但他认为张症状比较轻，因为其说话清晰，问及家中情况都能明确回答。

　　湘潭市公安局也确认张衡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张家不认可这一说法。

　　张的继父阳松文称，自己曾亲自送张到中南工学院读书，专业是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记者查询，当地确有该学校，但已经和另一所高校合并为南华大学。

　　3月29日下午，在南华大学宣传部、校办等部门的努力下，张的情况终于查出———其曾在1995年时，就读当时的中南工学院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性质是工学院与其他学校联办的自学考试辅导班。

　　但一年后，张就退学了。

　　村民对张的判断直接影响了对张的救助。虽然也不断有人给予帮助，但不会有人带张回家。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张被冻死惨剧的发生的。

　　“比他更惨的都有，管不过来。”家住镇里菜市场附近的肖某告诉记者，当地曾有一居民救助过一精神病人，最终将其送到了株洲市，但却惹上了一身的麻烦。

　　更让镇里人心烦的是，这些精神病人源源不断，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影响。

　　镇里菜市场成了流浪精神病人的聚集地，他们大部分靠捡垃圾堆里残留的烂菜叶和米饭为生，也有人偷偷地拿走摊点上的水果、糕点。严重的病人也威胁到了居民的安全，商户们曾目睹流浪精神病人打死其他流浪者，并有狂性发作的病人追打居民。

　　源源不断过来的精神病人绝大多数是外地口音，他们究竟来自何方？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早起的商户们都是在上午开店时发现这些不知出处的神秘访客栖身街头巷尾的，居民们认为，他们是被集体送来的。

　　彭术平说，2003年，他在距离住处四五公里远的路上看见5个精神病人，一个30多岁的男子显然是动不了，另有几个则走来走去，行动迅捷，其中一个不断地自言自语：“车子走了？”

　　他认定，是有人遣送来的———“动得了的和不能动弹的精神病人一起来，难道是说好了来湘潭开会？”

　　扶桥村村民黄书林告诉记者，在2003年9月的一个傍晚，一台从衡阳方向开来的中巴车停在距离他家100多米的拐弯处。几个人被推被拖出后，车子迅速离开。

　　黄走近，发现是一群蓬头垢面的流浪精神病人，其中一个女人若有所思，一遍一遍念叨：“我怎么到这里来了？”

　　该群人中最后留下一个走不动的50多岁的男子，第2天被发现惨死在国道上，血肉模糊。

　　之后，村民黄市堂等人上报后将死者埋在村里的坟地里。

　　黄书林说，由于107国道只有两车道，弯多路狭，常见精神病人被撞死。在张衡生出事的路段，村民先后埋葬了4个男精神病人。3个是被车撞死的，1个活活饿死。

　　按照程序，发现这类现象后，村民先报告村小组长，再由其报告镇民政所，惯例是民政所给200元让村民将人安葬。“我们扯点白布，有的也用几块木板，放点鞭炮，也算个仪式。”

　　村民蒋正军证实，其父亲蒋羊林也埋过一人。当地如此死亡的精神病人总数应该不止5人。

　　村民怀疑张衡生也是被抛弃在乡村的众多精神病人之一。

　　原因是张衡生出现在村庄时，身着西装、白皮鞋，整齐干净，不像已在外流浪了很久的。并且，和张同时出现在村庄的还有七八个流浪精神病人。

　　张被撞伤时，那些人在50米外的一个坡上生火取暖。

　　中午还是空荡荡的救助室，两小时后就有了一张被褥俱全的床

　　镇里的居民认定，被抛弃的精神病人是来自毗邻的衡阳市南岳区。南岳是一个著名的风景区。

　　黄书林说，他看到抛弃精神病人的车辆车牌是湘D牌照，是衡阳市的车牌。

　　3月29日下午，记者3人乘车赴南岳区调查，途中见到有流浪精神病人拄杖而行。

　　司机郭某告诉记者，他就是南岳人，曾在景区里开过旅游车。以前他曾亲眼目击警察和城管联合“集中清理”景区内的流浪者———用警车或旅游车装着，送出南岳景区。但这两年他没有看到了。

　　3月30日上午，南岳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李秀英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很多地方的精神病人、乞讨者云集南岳。为强化景区美誉度，一个整顿的措施就是集中清理流浪乞讨者。对此，该区有一整套刚性制度：城管、环卫部门在山下城区负责寻找报告流浪乞讨者，民政部门负责现场处理，山上实施关卡制度，如在山上发现一个流浪者，景区门票处将被扣1分和500元。综治办负责督察打分，一个月通报一次。政法委与20余个部门签订了旅游秩序责任状，某部门一年如被扣10分，该部门党政一把手将被免职。

　　这一说法在南岳区城管办公室得到证实。

　　办公室雷主任、二中队阳队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南岳景区几乎解决了这类问题。相关工作流程是，城管发现流浪者后，必须报告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由综治办协调民政部门处理。如果一个城管队员的辖区出现了乞讨、流浪者，迟迟未报告，对该队员最严厉的惩罚将是让其下岗。

　　流浪乞讨者中不乏精神病人，政法委称，具体工作是民政局在做。

　　南岳区民政局办公室称，民政部门建立了一个比110更灵动的处理流浪乞讨者的长效机制———民政局救助站发放工作名片给环卫、城管人员和城区商户，发现流浪乞讨者及时报告，救助站工作人员必须在15分钟内到达现场并完成处理。

　　救助站现有6人分为两组，一组3人驾驶救助车在城区待命，另3人分3班24小时轮流在救助站收集信息、调度行动。

　　南岳区民政局救助站站长廖哲丹说，政府很重视对救助站的投入。2004年财政拨款15．2万元，今年拨款18万余元，供该站在编8人工资和日常救助开支。救助站是一个独立法人，财务实行独立核算。被救助者将得到较好照顾，大多数最后能够安全顺利回家。

　　但流浪乞讨者中的精神病人因2003年8月颁布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没有涵盖精神病患者，救助人员到达现场，发现对象是不能提供真实住址的精神病患者，一般不予救助，只能让他们留在原地。

　　但廖的说法遭到其他部门的否定。有官员宣称，“景区基本上看不到精神病人和乞丐。”

　　对于湘潭县村民反映的南岳区救助站整车将智残者抛弃到外地乡村，廖称“不可能”。

　　记者提出探访救助站，廖表示有关人员不在。之后，廖推说家中有事离开。

　　记者们租了一辆车赶往离城不远处的救助站。救助站的院子被人承包改成了一个嘈杂混乱的机械生产车间，一高个男人把住铁门，称救助站里没有工作人员。后经交涉，查看了记者证件后允许我们进入了。

　　救助站是一栋连接车间的两层楼房，几个救助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张席子靠墙而立，一地灰尘。

　　就在记者们忙于拍摄时，高个男子打了一个电话后突然强硬起来，吼叫着冲上来卡住记者脖子，从二楼拖下，记者公文包也被撕裂。

　　院子里突然蹿出10余人，另一矮胖男子试图抢夺记者的相机，并拽走镜头部件。

　　记者报警后，矮胖男子将抢走的镜头部件返还。

　　在派出所处理纠纷期间，一记者再度赶往救助站，惊奇地发现，一间中午还是空荡荡的救助室，两小时后却多了一张桌子、一张被褥俱全的床。

　　“那些病人被丢下车时，会哭喊，真让人于心不忍”

　　尽管疑点颇多，记者仍然没有找到张衡生在此被遣送的证据。但外地有组织向茶恩寺镇抛弃精神病患者的说法得到官方印证。

　　茶恩寺镇党政办公室主任韩晓燕说，镇上的人一直知道有人向乡村抛弃精神病患者，但苦于无人现场抓到。镇长助理马勇根分析说，该镇是107国道上一个商贸集散地，较为富裕，公路两边饭馆林立，“这也许是选择到此地抛弃精神病患者的原因。”

　　4月14日下午，坐在茶恩寺镇菜市场附近打牌的宾某告诉记者，在前年五六月间，他骑车往镇里赶时，亲眼见一中年男子从一微型车里拖出一10岁左右的男孩，后驱车扬长而去。

　　他上前询问，发现小男孩属智障一类。

　　与宾邻座的牌友称，当地的精神病人减少也值得关注。他认为，面对不断聚集的精神病人群体，不采取措施肯定成灾。“应该是有人采取了行动，把人向外送出去了。”

　　商户马、肖等人也支持这一说法。

　　类似的故事并不鲜见。记者从湖南当地媒体上获悉，株洲县白关镇也是精神病人的集散地。镇上居民发现：流浪的精神病人“大概一个月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大换血”，几乎都是新面孔，源源不断。

　　杂货铺老板李京书说，“由这里流失的精神病人，很快便得到补充。”许多居民都见证过，从北面驶来的面包车，将精神病人丢在这里后，扬长而去。

　　据悉，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费用往往高达十几万元。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巨额开销。一些病人的“离家出走”，就成了偶然或者必须。一部分人流落在城市中，但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区并非是他们栖身之处，类似在茶恩寺镇、白关镇等地的故事仍然时常发生。

　　有媒体报道，在2002年8月份，株洲市某医院曾接收过一个怀孕的女精神病人，住了50多天，把孩子生下来后，“养得白白胖胖的”却成了医院的负担———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由医院工作人员将女子送到开往炎帝广场的2路车上，“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

　　“那些病人被丢下车时，往往会哭喊、尖叫，真让人于心不忍。”一个参与驱逐行动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会选择没有人的地方下车，尽量使他们流进别的城市。”

　　资料显示：国内患精神病的人数现已达到1600余万，其中有160余万人对社会治安构成危害，关于精神病人的收留、治疗等问题，日益浮出水面。

　　2003年7月，民政部公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概念作出了明确界定：即自愿求助；具有乞讨行为且非“低保”性质；以及救助前身体健康无疾病者。对于无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却无章可循。

　　湖南衡阳的肖启斌、张国经、罗秋林律师还指出，《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年老、疾病等有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从哪里获得却没有规定具体措施。

　　如何保证数目逾1600万的精神病群体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到了需要检讨和重建制度的时候了。（中国青年报：洪克非 特约记者 龙志 易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