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及安徽省政府4月15日在合肥宣布，为期3个月的以“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妥善处理”为目标的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工作，自即日起率先在安徽省试点，从5月中旬开始在全国公安系统全面展开。此次工作由省、市、县(区)各级公安机关“一把手”亲自接待群众来访，重点解决群众反响强烈的七个方面问题，其中包括公安民警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等。

　　有关部门这一举措是否与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有关，外界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佘祥林冤案形成流程中，检察院、法院及荆门市政法委均难辞其咎，京山县公安机关更是冤案起点，而佘祥林已在其申诉材料中陈述公安机关曾经对其刑讯逼供，至于羁押、拘留、侦查、取证、结案等执法程序上的漏洞更是不胜枚举。

　　有关部门督促各地公安局长接待民众信访，解决警察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用心良苦，至少在短期内可收到一定效果。但除了这一短期措施之外，恐怕更需要针对目前警察司法体制上的漏洞，寻找更为有效的治本之策。

　　最近暴露出的几宗与佘祥林案类似的案件中，都存在公安机关不按照程序办案、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等现象。办案警察素质低下、缺乏法律意识，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有些地方公安机关下达办案指标、以破案率为警官考核主要指标，也是促使警察擅自延长羁押时间乃至刑讯逼供的政策原因。

　　而在这些民众反响强烈的现象背后，恐怕另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那就是公安机关的警察权，尤其是侦查权，没有受到有效的规范和约束。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不受约束的权力倾向于被掌握权力者滥用。而警察权力，因为直接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隐私等，其滥用会给公民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因而现代法治国家通常会以司法手段，由检察官或法官来监督警察权力。

　　而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均显粗疏。拘留将使一个人立刻丧失人身自由，而对此，《刑事诉讼法》虽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但拘留证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制作，无人能够监督。

　　关于侦查权，《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独家垄断普通刑事案件侦查权。人们不免会疑惑：假如公安机关采取了不合法的强制手段和侦查手段，谁来制止它？

　　理论上，检察院可以监督公安机关，但这种监督是事后的。此时，公安机关的违法拘留、搜查、取证、侦查、逮捕等活动均既成事实，而嫌疑人的身心可能已经遭到严重伤害。检察院的监督不能在第一时间保护嫌疑人，即使事后纠正了公安机关的错误，也是迟来的正义。

　　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离不开警察权。若不严厉打击犯罪，守法民众就不可能享受生活的乐趣。但警察权若行使不当，本身也可能侵害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警察权的滥用对民众法律精神的冲击要远甚于普通犯罪行为。

　　欲防止警察权的滥用，需要对警察权予以约束。观察现代各国通例，均对警察活动实施司法监督和审查，也即检察官和法官提前介入警察的羁押、搜查、侦查、取证、逮捕过程，以严格的司法程序，将警察权力之行使导入法治轨道。

　　这并不是说，检察官、法官就一定比警察更守法。相反，这种制度设计乃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常识：一种权力在行使的时候，多一个监督者、多一层审查程序，总比独立地行使会少犯一些错误。让检察官、法官来监督和审查警察的活动，可以给嫌疑人多一层保障，假如警察有错误，也可以在第一时间给嫌疑人提供救济，让他知道可以到哪里去找人评理。

　　佘祥林的冤案已经得到纠正，但我们希望佘案不仅仅是以佘祥林个人沉冤得雪来结束，而是希望整个社会能够反思，如何通过改革警察、司法制度，对警察的羁押、搜查、取证、侦查、逮捕活动予以监督和约束，让此类冤案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