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瞭望周刊记者 陈向阳     2005年4月22日和23日，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隆重举行。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亚非两个大陆的领导人再度握手。从万隆到雅加达，国际关系史在印尼实现了一次大飞跃。

　　 万隆再成焦点

　　 50年前的今天，1955年4月18日～24日，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齐集印度尼西亚万隆，首次在没有外来大国参加的情况下，就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命运等问题成功举行了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为亚非两个大陆的团结合作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亚非会议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所通过的《最后公报》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强权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亚非会议是在第三世界非殖民化与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与会的29个国家绝大部分都是刚刚摆脱西方列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统治不久、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彼此间共同的命运与历史遭遇、共同的使命与战略利益使这些发展中国家走到了一起。亚非会议彰显了这些新独立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次集体觉醒。对此，当时亲自率团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指出：“西方国家控制我们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亚非国家的命运应该由亚非各国人民自己掌握。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勿庸讳言，在亚非会议之后50年的漫长岁月里，亚非会议成员国间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其间有起有落。受制于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与两极格局，以及由于个别国家狭隘民族主义作祟与执行错误的对外政策，亚非会议某些成员国之间曾在冷战期间发生过严重的摩擦与冲突。随着冷战终结与两极格局瓦解，亚非会议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重又得到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亚非各国的区域一体化步伐明显加快，其中最突出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与非洲联盟，而中国与当年亚非会议成员国的关系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新进展。如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年11月与东盟正式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初中国与印度启动战略对话，并于4月宣布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4年4月中国又与印度尼西亚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等。

　　在当年“万隆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新中国的积极参与与建设性作用可谓居功至伟。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化与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年亚非会议所倡导的“万隆精神”远未过时，其对当今国际关系依旧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所谓“万隆精神”，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友好、团结和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从“和而不同”到“求同存异”

　　1955年4月19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郑重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周总理的上述阐述便是“求同存异”的由来，“求同存异”一词从此不胫而走。

　　“求同存异”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哲学思想。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求同存异”的“同”是事物间、国家间的共同之处，如共同利益等，并非完全相同与彼此雷同之意，而“和而不同”的“同”则是完全相同、彼此雷同之意。故而“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不仅不矛盾，而且还一脉相承与彼此相通。“存异”就是“不同”，而“求同”便是“和”的需要，即通过“求同”达到和谐、和睦与和平。求同存异正好体现了和而不同，是和而不同的运用和发展。时至今日，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依然都是中国外交哲学的精髓，并且也是处理各类国家间关系的准绳。

　　 坚持并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4月19日的发言中即指出：“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1955年4月23日，周总理又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代表团的议案，并郑重作出了“八点保证”：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三、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四、承认种族的平等；五、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七、互不损害、平等互利；八、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而在4月24日通过的《最后公报》中，亚非会议又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不论是中国代表团作出的“八点保证”，还是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的“十项原则”，它们都是对中国、印度与缅甸三国于1954年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运用与发展，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不可分割与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主权是基础，互不干涉内政是核心。

　　 睦邻友好与团结互助

　　 睦邻外交是中国古代外交的优秀传统，中国古人即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一说，而新中国则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

　　 2003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与东盟领导人会晤时又进行了新的阐述：“‘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

　　“万隆精神”是新中国与亚非有关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晶，时至今日，“万隆精神”依然富有生命力。在新的全球化历史条件下，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时代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需要求同存异、团结协作，既要避免被西方大国分化瓦解，又要团结一致、共谋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发展中国家之间应求大同、存小异。“大同”是指其共同地位、共同身份、共同使命与共同利益，“小异”则指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的差异，以及历史遗留的问题等。

　　 四大历史机遇

　　当前，亚非各国和平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面对严峻挑战。挑战大于机遇。亚非各国和平发展可谓任重而道远。亚非各国面临着四大历史机遇：

　　其一，以亚洲为代表、以中印两国为首，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正呈现出群体性崛起之势。当前，中国、印度、东盟、南非等都在竞相发展，一幅亚非发展中国家千帆竞发与百舸争流的整体崛起蓝图正在实现，亚非各国总的发展形势喜人、前景诱人、趋势可观。

　　其二，亚非发展中大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为亚非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政治保障。例如，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相继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印度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实现新的突破等。

　　其三，亚非区域与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为亚非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多边机制保障。例如，东亚地区的10＋1（东盟－中国）、10＋3（东盟－中日韩）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区建设，2004年年底首届东亚首脑会议的举行，非洲联盟的成立与发展，以及中国——非洲合作论坛的运作等。上述一体化机制还开辟了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新途径与新模式。

　　其四，亚非各国市场潜力巨大，彼此之间的经济与能源资源合作前景极为广阔。例如中国、印度与中东、非洲主要产油国的能源合作等。

　　 四大严峻挑战

　　其一，美国以所谓亚非“动荡弧”为战略重心，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严重威胁亚非地区的和平稳定。

　　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包含三个层面：在地缘战略上，美国军事部署主要以亚洲为重心，兼顾中东与亚太两线；在战略任务上，以反恐防扩散与防范大国崛起为两大重点；在战略手段上软硬兼施，既不惜采取军事威胁甚至军事入侵，又结合其“软实力”，以推广民主、经济援助、非政府组织等为工具。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要攫取亚非地区主导权，进而谋求世界霸权。美国在亚非“动荡弧”一带集结重兵，入侵伊拉克，占领阿富汗，觊觎伊朗，“民主改造”大中东，打着铲除“暴政”与推广自由的幌子，大肆干涉亚非事务与有关国家内政，导致亚非局势动荡不安。而美国亚非战略的一大特点便是大力利用本地区国家间的矛盾，企图使该地区形成一盘散沙再分而治之。例如炮制“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与邻国关系加以分化离间，玩弄均势平衡之术等。

　　其二，亚非地区个别国家与邻为恶、以邻为壑，并企图通过与外来势力结盟来争夺地区主导权。例如，作为本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发达国家，日本不仅否认侵略历史，侵占邻国领土，谋求军事政治大国地位，而且惟恐自己被本地区发展中大国赶超，不是与亚非邻国融为一体，而是继续“脱亚”，与美国绑在一起，挟美自重。

　　其三，与欧美地区相比，亚非在区域与跨区域多边机制建设上明显落后。亚非各国互信依然缺乏，彼此关系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支配。

　　其四，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方面，亚非有关国家之间尚存在大量历史遗留争端，包括陆地边界划分、围绕大陆架和岛屿及其附属资源的纠纷等；另一方面，亚非各国正面临着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犯罪、疾病传播、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严重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

　　 以大周边外交促和平发展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已经过去。50年前，中国总理周恩来以其智慧、勇气与远见在亚非会议上为新中国外交开创了崭新局面，树立起新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5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并稳步发展的新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前启后，在亚非首脑峰会上郑重重申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仿佛从中听到了历史的回声。抚今追昔，既让人赞叹万隆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又使人体会到中国外交与中国强盛的任重道远。

　　 在21世纪的今天，发展中的中国更应发扬万隆精神，积极推进中国大周边外交，致力于亚非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发展。

　　其一，高度重视亚非地区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以大周边外交涵盖对亚非地区的外交。亚非地区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大国外交及多边外交重叠区，亚非地区与中国大周边范围大致重合。中国大周边外交是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四块周边外交基础上，将这四块连成一片，进而再向外推进，包括向西拓展到西亚非洲，向东南延伸到大洋洲与南太平洋岛国。大周边地区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价值，它在21世纪中国外交总体战略中占据首要地位。

　　其二，睦邻友好、强调团结、增进合作、寻求共赢。将中国发展与大周边或亚非地区的崛起相结合，将中国发展融入到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之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与富邻，与亚非各国共享中国经济高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其三，重点处理好与美国、日本、亚非发展中大国三类国家的关系。寻求中美两国在亚非地区共处双赢之道，确保中美关系大局稳定；对日外交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处理好中日两强同时并立问题，强调彼此均为本地区重要成员的共性，争取合作，斗而不破；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亚非发展中大国的关系，重点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及东盟、巴基斯坦、南非、埃及、尼日利亚、伊朗、沙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