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驻香港记者站记者长江、张利中走访了万隆会议见证人，昨天晚上给本报发来独家特稿——当年亲历万隆会议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这段历史承载着太多难以忘却的记忆。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尼万隆出席了亚非会议。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亚非人民的手第一次紧紧相握。
明天，在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中，人们将怀念那个让亚非人民从此团结和站立起来的历史瞬间。
镜头一 百米冲刺为总理献花
画外音：这是一本出版于1955年的老画册，记录着半个世纪前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旅居香港的印尼华侨梁思谋先生把这本画册交给我们。
梁思谋当年只有13岁。他很荣幸地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这让他一生都感到骄傲。50年来，他也一直在寻找当年和他一起为总理献花的女孩——谢彩月。前不久，谢彩月终于在内地昆明被找到了，两个老人将在香港重逢。
梁思谋：“那天的下午，我妈妈悄悄告诉我：阿谋，校长在大厅要见你。校长对我说：明天你要代表印尼华侨向中国代表团献花，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透露，包括你的父母。能做到吗？我连忙点头：能做到。”
谢彩月：“我那时是文艺宣传队的，到了机场我们才知道，是向周恩来总理献花。”
梁思谋：“说实在的，当时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周总理下飞机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左手捧着鲜花，另一只手拉着谢彩月，朝总理跑去，总理接过鲜花与我们握手。”
谢彩月：“总理的手特软，脸特慈祥、钢毅。”
梁思谋：“我想说的话什么都忘了，只记得激动地连连说：”您好，总理！您好，总理！”
镜头二 “求同存异”力挽狂澜
画外音：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中国代表团得以全程参加了万隆会议，并从此掀开了新中国外交历史上的新篇章。
由于对坚持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不甚了解，加上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的有意挑唆，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致使周恩来在4月19日下午的第一次发言中，上来第一句话就首先声明：“我们不是来吵架的。”
黄书海（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翻译）：“印尼、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当时叫‘科伦坡五国会议’，决定开这个会。当时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邀请谁来参加？让不让中国来？”
司徒眉生（曾任苏加诺总统助理和中文翻译）：“当时亚非国家对中国并不了解，有的国家确实反对中国参加；苏加诺总统当时特地让我把这个背景告诉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黄镇大使，为的是让中国早有思想准备。苏加诺总统明确指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不参加万隆会议，这个会就毫无意义！”
康岱沙（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研究室主任）：“那时候真是太紧张了。在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代表都同意‘和平共处’，可是也有一些国家鼓吹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也就是反对‘和平共处’。”
梁凤翔（时任印尼《生活报》记者）：“19日总理发完言，各国记者马上都冲出去，到电报房和电话房抢着发消息，我记得美国的一个记者也说，总理的发言平静而有理。”
康岱沙：“整个亚非会议全过程，每一次遇到破裂，关键的时候周总理就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做工作，他提出亚非国家讨论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以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这样我们就能够达成协议，组成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真是影响了与会代表，这个思想一直贯穿了全过程。会上出现问题，总理就来做工作，心平气和地和大家交谈，很多反对派最后采纳了中国的意见。”
黄书海：“会议结束前，一些代表因为29国联合公报的措辞引发争议，有人说‘和平共处’是你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词，他们不愿意接受，想避开。总理说，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采用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和平相处’。”
印尼华侨保卫周总理
画外音：1955年4月11日，中国政府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主要搭载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方工作人员，自香港飞往印尼的途中，突然爆炸，机上11名乘客全部遇难，这给尚未召开的万隆会议带来了极大的恐怖威胁。
出于安全的考虑，代表团当时决定不在宾馆下榻，而是希望借房子住到华侨的家里，于是，根据政府的授意，印尼华侨组成了“印度尼西亚华侨支持祖国亲人委员会”，专门组织、安排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起居、外围保卫等项事宜。
邱章龙：（时任印尼支持祖国亲人委员会联络部部长）“就是这个地方，但老房子已经改成学校了，那边的树还是原来的。当年曾经腾出自己的别墅给周总理居住的爱国华侨郭贵盛老人已经去世，而当年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郭贵盛一家特别将被褥床单全部更新，夫妇俩则临时住到了酒店。为了解决交通的车辆问题，万隆至少有160位华侨向‘亲委会’申请愿意提供车辆，很多人还表示自己驾驶，这样就可以确保总理的安全。”
房庆宜（万隆华侨总会副会长房延龄之子）：“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后，万隆华侨很紧张，吃饭就是一个问题——还有牛奶是指定一个客家的华侨，由他挑选最好的奶牛，到总理喝前也要先尝一尝，否则总理要是出了事，今天的中国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画外音：当时对总理的出行除了印尼政府承担的官方保卫外，万隆还有数不清的华侨义务为总理外围值勤。当年万隆华侨总会的秘书长汪大均，为了给总理探路，曾经开着私家车，为总理的车队在前方“扫雷”。
万隆会议期间总理和中国代表团从驻地到会场有一段路程需要步行，“人墙”是我们从汪大均先生嘴里听到的一个词儿，当年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万隆爱国华侨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为屏障来保护周总理的。
杨秀莲（时任印尼雅加达华侨妇女会主席、汪大均妻子）：“那时我们家有4个孩子，他也不想想万一出了事，我们可怎么办？！”
汪大均（时任万隆华侨总会秘书长）：“总理出来，我们就把他包围起来。当时我是记者，手里只有照相机，就把它当作武器，万一遇到坏人就用这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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