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4月28日电（记者李诗佳荣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3日在印尼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就中日关系发展提出了5点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要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采取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

　　此间专家指出，中日三个重要文件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之际，胡锦涛主席再次强调要严格遵守作为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三个文件，是“颇具远见”的主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说：“中日三个政治文件发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背景，各有侧重，但其精髓却一脉相承，为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确立了基本框架和行为准则。”

　　1972年中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进一步从法律上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1998年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提出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新世纪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专家认为，中日三个政治文件都强调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联合声明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本身就是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同；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中日关系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联合宣言首次确认中日关系对两国均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在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尤其是经贸合作，获得了长足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33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160倍，2004年达到1678亿美元。中日两国已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成为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

　　在2003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胡锦涛强调：实践证明，任何时候只要我们遵循中日双边关系三个重要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中日关系就顺利发展，如果背离其原则和精神，中日关系就出现波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对记者说：“中日三个政治文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文件里包含了中方在中日问题上最大的关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原则，三个政治文件早有定论。”

　　杨伯江说，《中日联合声明》明确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把双方处理历史、台湾问题的原则纳入法律轨道；在《中日联合宣言》中，日方首次承认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同时承诺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专家普遍认为，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口头上一直表示愿意遵守三个文件的原则，但在行动上却不断违背自己的诺言，屡屡失信于中国人民。近些年来，日本高层官员每年都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日本四次修改历史教科书，最近日本政府审定通过了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去年底，日方允许李登辉访日；不久前日本政府又将台湾问题列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日方的这些行动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干涉了中国内政。

　　刘江永说：“参拜靖国神社违背了日方在宣言中承认的‘侵略’行为，修改历史教科书违背了日方在声明和宣言中提到的对历史表示‘深刻反省’，允许李登辉访日违背了日方在宣言中作出的只与台湾保持‘民间’往来的保证，将台湾问题纳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则与和平友好条约中‘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承诺背道而驰。”

　　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姚文礼表示，日方的行径明显违背了三个政治文件规定的多项原则，偏离了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这是导致中日关系出现紧张局面的根本原因。

　　杨伯江说，胡锦涛主席在强调恪守三个文件重要性的同时，特别提出要采取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胡主席把中日关系放到一个长远发展的框架内看待，表明了中方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日双方只有胸怀全局，放眼长远，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才能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稳定发展。”

　　杨伯江说，中日都是亚洲地区的大国，两国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随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往往是合作与摩擦并存，协调与竞争同在，中日关系亦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必须遵循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不断扩大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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