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与产业分工和转移，信息技术革命提供的赶超契机以及由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高比例所形成的“人口红利”等因素，构成了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战略机遇。

　　被忽视和被妥协的危机因素

　　尽管在发展中会有上述战略性机遇，但同样要注意的是，以新的宏观评估框架来审视我们的发展道路，就会发现被传统发展所忽略的危机因素在不断累积，而且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可能会打乱经济发展进程。

　　传统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超过9％，目前人均ＧＤＰ达到了1000美元。但是，这一长期依赖于高投资、高消耗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其一，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经济发展中，耕地、水、石油、铁矿石等资源不足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其二，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特别是在资源价格扭曲的情况下，助长了高能耗企业的发展，放纵了粗放经营；其三，与资源问题紧密相关的还有环境问题，在经济起飞初期“先发展后治理”的思想主导下，生态环境保护被大大忽视了，而工业化的发展与城市化的推进，又进一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收入和机会的分配不公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高速增长，但差距在不断扩大。根据统计局计算，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都有较大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差异警戒线；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虽然比改革之初有所下降，但与差距最小的1985年相比仍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总体上看，中国居民处在收入快速增长过程中的一极分化中，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者富得快，穷人的生活也不断得到改善，但二者的差距在扩大。收入和机会的分配问题依然非常严重。

　　金融脆弱性和处理全球性金融危机

　　中国金融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通过政府的干预服务于赶超战略。这种干预型政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是非常“有效的”，但也造成结构扭曲，并积累了宏观风险，显示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开放之前，可能还有时间通过增长来“自觉主动”地逐步化解扭曲带来的风险（如银行坏账、社保资金欠账等）；但在金融开放条件下，情况完全不同，国家干预能力下降，国际投资者会通过广义的套利行为对扭曲结构进行“强行矫正”。国际套利行为的产生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该国扭曲的结构与扭曲的要素价格提供了套利机会；二是该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扭曲结构的风险，从而套利收益与风险不对称，外资可以在短期内只获取套利收益而不承担或少承担套利风险。这些套利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宏观风险的暴露。外资时刻关注着这一宏观风险的积累过程，一旦感觉到政府将要“承担不起”这些宏观风险的时候，外资流向就会发生逆转。

　　改善政府治理结构和抑制腐败

　　目前，政府资源的动员能力依然主导着中国经济的起落，主要反映在土地补贴、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环保软约束支持、劳动用工软约束支持等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在增长中长期得不到改善，干预经济、透明度和参与度低直接导致了要素扭曲和要素寻租，土地要素寻租就是近年来最为普遍的腐败问题。为增长而妥协的政府治理问题是现实中最为严重的危机来源，也是社会发展中如腐败、机会分配不公等不健康现象的重要诱因，必须进行大的调整。腐败更多是公权带来的腐败。随着《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类法律法规的完善，加上舆论监督的加强，公权受到了较大约束。同时，随着市场化进程，很多垄断行为被打破，政府干预的范围减少了，这也有助于减少腐败。

　　城市化与全球化

　　中国经济增长当前面临两个大的主题：一是城市化，二是全面开放。只有牢牢地抓住这两个主题，才能理解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产业部门价值转移的路径，以及未来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金融资源配置的重心由工业化转向城市化，尽管财政担保和以短期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的行为依然有，但工业化资本形成则更多地表现为以直接投资为主，如自有资金、外资、资本市场等，中长期的工业贷款实际上下降了。从资本形成的结构看，呈现出两大趋势：其一，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降，制造业为主的资本形成格局彻底发生了变化；其二，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大幅度提高，基础设施中的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占基建和更新改造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不断上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0％以上直接转向投资于城市化建设。从资本形成结构可以看出，制造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这既与一般的产业结构调整相关，但更主要的是与城市化的推进及与之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关。

　　资金流程的改变和资本形成的偏向都表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已经从工业化转向了城市化。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过程：一是工业化决定城市化，二是城市化拉动工业化。在工业化决定城市化的时期，大量的资源在工业部门流动，包括工业化本身创造的价值和大量其他部门转移的价值，如税收减让（三减两免）、工业用地无偿使用、劳动力没有社会保障、国家利用银行系统压低资金价格提供廉价资金和大幅度补贴基础设施、出口退税和贬值等。这种“扭曲结构”补贴工业化的特征决定了资源耗费型的经济增长。

　　城市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主导后，价值转移的顺序必然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消除“结构扭曲”，将原来人为压低的价格逐步按市场的方式校正，在这一方式转变中的稀缺资源再估值就变得有意义了。中国工业化发展最无价的资源是土地、水和空气，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它们成为最为稀缺的资源，因而价格体系的调整是必然的。城市化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地的特征就是要求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否则城市发展也将步入畸形的发展。

　   城市化更深刻的含义不仅仅在重新理解资金、资源的流向和价值，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空间分配模式，也改变了工业化过程中的项目发展模式，使城市成为了在空间意义上集聚资金、资源、人口、公共基础设施、工业和政府的系列组合体，并完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全部重构过程。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可能第一次完成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历史性转折，以城市为基础重新构造经济社会环境是“十一五”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最主要变量。

　 “十一五”期间，中国面临加入ＷＴＯ后的新环境，包括关税保护基本取消、金融服务业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的管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等等。中国从封闭转向了改革期间的开放，到全面进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环境上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将更多地体现为全球一体化的特征。

　　从对外贸易增长趋势看，中国贸易还有增长的空间。尽管中国的出口持续了1／4世纪的快速增长，但比起日本增长了27年、韩国增长了25年、马来西亚增长了28年及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平均增长了31年，中国的出口快速增长显然还没有到极限，完全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还有增长的空间。不过，从竞争的可持续性上必须采取新举措，以消除中国贸易导向中的政府干预政策。进一步的开放和发展要求贸易增长应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生产率、促进国际竞争力持续的贸易导向战略转变。

　　从金融市场开放角度看，金融开放后，经济一体化可能带来的外部冲击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支撑环境变化的因素。尽管中国一直对资本账户开放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但随着加入ＷＴＯ对金融业开放的承诺及其相关措施的推进，资本流动会比以前更为频繁，资本账户逐步开放也势在必行。□（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资料：

　　战略重点的转变

　　新的积累方式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增长离不开新的资本形成。资本形成／ＧＤＰ比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稳步上升，近几年已超过40％。根据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投资率达到40％是个高限，因此，未来的出路是如何提高投资的效率，通过资本积累，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潜在意义在于：其一，新技术的快车总是满载着新型资本和中间产品；其二，为了从技术进步当中受益，教育水平应该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不断提高。所以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只能在人力资本迅速深化和广化的基础上实现。

　　此外，经济增长还要与自然相协调，建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共同积累、均衡发展的新的积累模式，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推进市场化改革

　　中国面临经济开放新阶段，首先是要克服政府干预导致的“结构的扭曲”，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和完善，优化资源配置；其次是通过宏观政策组合稳定经济，降低经济发展的风险，包括外贸方面削减各种激励、外资方面实行国民待遇。在资源动员上，从以政府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转变，从而降低经济易受攻击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探索处理全球金融危机的办法，利用国际资金流动的机会。

　　政府支出行为转变

　　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多方面体制改革来化解潜在的财政风险；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转变职能，不仅要重视财政政策的需求管理功能，更要重视其调节长期供给的功能。首先，对公共资本支出实行科学的规制管理和市场化改革。充分考虑到公共资本过度投资、低价供应公共资本所隐藏的风险，政府需要通过综合评估非公共资本类型的公共产品的社会福利，科学合理地确定公共资本支出规模，使经济保持协调、适度的高增长；对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行业采用不同的规制方法，转变公共资本投资方式和定价方式，使公共资本的社会成本内部化，遏制企业的滥用公共资本的投资冲动；对某些基础设施采取市场化方法，使投资多元化，以分散投资风险。其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转型的基本方向是继续降低经济建设费在政府支出结构中的比例，提高社会文教费、Ｒ＆Ｄ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

　　空间的体制和规划革命

　　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是多层次的政府体制，导致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不规范运营。降低城市化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深化土地规划和地方政府改革，配合实现的手段就是集中、撤并乡镇，进而削减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形成中央、省和市三级，不但对于城市化有利，对地方、农村的财政改革也都具有战略意义。事实上，不撤销乡镇一级政府，农民问题、土地较大范围规划问题和基层财政破产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城市化阶段空间（国土）规划主导三大资源体系的综合发展。在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政府长期规划的核心放在产业政策上，政府关注的是产业的规划；进入城市化阶段，政府规划的重点应该放在空间（国土）规划上，将有形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都放在空间上来讨论，才能被综合规划和协调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