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5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代表，一起聚集在莫斯科，出席盛大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记者获悉，在近万名二战老兵、亲历者、各界代表组成的庆典观礼团中，将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黄健老人。二战期间，他就生活在前苏联的伊万诺沃市，为苏联的卫国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事实上，二战的欧洲战场上，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中，有不少像黄健一样的中国勇士的身影，他们绝大部分是战时居住在欧洲的华侨和留学生。但记者在数天的寻访中发现，有关他们的史料记载和专门研究几乎为零，新线索更是寥寥。几经努力，才有幸寻访到苏德战场上的几位中国人的线索，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对战争的记忆，至今仍然鲜为人知。

　　我们为苏军收集“秘密武器”

　　“突然间外面喧闹起来，无数的人涌上街头，唱歌跳舞，相互拥抱。凡是穿军装的人都被大家抬起来，抛向半空。狂欢彻夜不停。”“我大声对周围的人说：‘我是中国人，但我和苏联人民一起经历了战争。’他们就跑过来抱住我。”

　　在整整60年之后，前国家田径队总教练、78岁的黄健老人的记忆依然如此鲜活。1945年的5月9日，那天，他和伊万诺沃市的老少妇孺一起盼来了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的消息。

　　1933年，第一国际儿童院在距离俄首都莫斯科36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成立，里面收留了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广州起义著名领导者黄平的儿子黄健也在其中。苏德战争期间，约有百名中国孩子生活在这个儿童院，他们中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李富春之女李特特等。

　　今年4月29日，黄健、毛岸青、刘爱琴、李特特等多位儿童院的老友获得了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授予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在授予仪式上，罗高寿大使代表俄罗斯人民感谢黄健等人为夺取胜利所做的一切。他称赞说，儿童院的孩子们在后方忘我劳动，保障苏军的军服、食品供应；在军医院服务，照料伤病人员。

　　回忆起当时的经历，黄健自豪地说，后方凡是能够快点打败希特勒的活动，我们都参加了，从没有偷过懒。

　　“1941年，当时是夏天，我到离儿童院不远的操场上踢足球，就听见大喇叭里广播说：今天早晨4点，德国军队在许多地方侵入了我国国境！——那场球赛就再也没能踢完。”

　　战争初期，黄健和伙伴们一起天天挨家挨户去收空玻璃瓶子。令人意想不到，收集瓶子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苏联军队提供反坦克“秘密武器”！“德军坦克的发动机都在后部，上面覆盖着栅状盖子，其间留有很大空隙，以利散热。这成了德军坦克的致命缺陷。苏联士兵往瓶子里灌上汽油，等坦克开过五六米，照着发动机的位置扔过去，就这样毁了不少德国坦克呢。”

　　挖反坦克沟，到兵工厂帮忙，在军用机场里清除跑道上的积雪，帮集体农庄里的农民收土豆，医院实习时为伤员设计恢复性训练，每个月到医院献血430毫升……每件事情的细节，黄健都能讲上半天。

　　当时14岁的黄健很想上战场，参加体检时，还特意虚报了两岁。体检合格，黄健当上红军预备役。1942年的冬天，黄健还真当了几个月的“军人”，他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老师从话剧组给他找出来一件又长又大的骑兵大衣和布琼尼式的军帽，他就穿着不合体的大衣，手持一支老别丹式步枪，每天天不亮赶到机场，把那些被硝烟熏黑脸的德国、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战俘押送到儿童院来。

　　“开始时，心里还真有些紧张，他们有十几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如果他们发现我的老别丹式步枪里没有子弹，企图逃跑或者把我干掉可怎么办？但我也在心里安慰着自己，或许这些敌人无处可逃，前线离这里很远。但不久我就发现，这些士兵也是向往和平生活的极普通的汉子，他们老老实实地做着我们儿童院并不复杂的劳动——劈柴、修理家具等。”

　　战争结束的那一天，黄健在狂欢的人群中遇到一位哭泣的老奶奶，他问，老奶奶你哭什么？老人回答说，我家里的男人全都战死了。

　　“即便如此，在战时的伊万诺沃市，没有悲观者。每个公园里的小舞台上、每次繁重农活做完后都有人唱歌跳舞。”黄健回忆说。

　　他驾驶“黑死神”轰炸德军

　　60年以后，亲人和朋友这样向记者转述唐铎在苏德战争中的经历——

　　“在他的团里，有一名获得英雄称号的飞行员，飞出去执行任务就再也没有飞回来。”

　　“他的许多学员跟他在一起，他眼看着自己的学生一个接一个地牺牲。”

　　“返程途中，他还在跟机舱后部的射击手说话。说着说着，射击手没声了。唐铎还以为他睡着了。飞机着陆后，才发现射击手已经牺牲了。”

　　唐铎是中国人。但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场上，他是苏联空军的一名见习副团长，隶属白俄罗斯军区的空军第74团，亲自驾机参加了白俄罗斯战役与东普鲁士战役。1953年，唐铎回国后，成为新中国的空军少将，为中国空军的建设做出了奠基性贡献，1983年去世。

　　如今，唐铎的家人依然保留着一枚列宁勋章、一枚红旗勋章、一枚红星勋章、一枚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卫国战争中最高荣誉）和三枚奖章。而唐铎的同事、朋友徐建元则保留了他对战争的些许记忆：

　　上世纪二十年代，唐铎被派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和第三飞行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1932年初，唐铎入苏空军通讯学校学习，晋升上尉。据徐建元介绍，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5周年，斯大林在莫斯科阅兵时，驾驶领航机飞过红场上空的就是唐铎。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时，唐铎尚未从茹可夫茨基空军工程学院毕业。1942年8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少校教官，一批又一批的飞行员从他的课堂上毕业，奔赴战场。期间，唐铎多次申请上前线，都没得到批准。直到1944年六七月间，唐铎才终于如愿以偿、奔赴前线。

　　1945年初，东普鲁士战役激战正酣。300架苏联空军的伊尔—2型强击机成了德军的梦魇。在战事最激烈之时，它们被分成10组，每15分钟起飞一组，对敌军进行轰炸。整个战役共歼敌15万人，伊尔—2型强击机再次证明了“黑死神”的绰号当之无愧。唐铎正是其中驾驶“黑死神”的一名飞行员。

　　问起唐铎对苏德战场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徐建元毫不迟疑地回答：“残酷。他万幸能够活着回来。”

　　战争的无比残酷更加衬托出苏联人民的坚强。徐建元能够清晰地复述出唐铎听到的苏联人这样谴责德国法西斯：有人把德国法西斯比作野兽，但他们连野兽也不如，因为野兽虽然残忍，但不会残杀同类，也不会享受杀人的快乐，更不会为享受快乐而杀人。但也不能把德国法西斯叫做疯子，因为他们的行径都是有组织、有预谋、有目的的……

　　中国女记者穿梭在苏德战场

　　二战期间，萧乾作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采写了大量通讯报道，人们大多以为萧乾是深入欧洲战场采访“惟一的中国战地记者”。而记者在寻访中发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的战场上，都曾留下过一位中国女记者的娇小身影。她叫胡济邦，二战时，是中国驻苏使馆的外交官，兼任《中苏文化》驻苏记者。她当之无愧地成为苏德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全过程的见证人。

　　新中国成立后，已回到祖国的胡济邦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此后，她还担任过《人民日报》驻海外记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是中国外交史、新闻史上的一位传奇女性。

　　记者通过外交部找到胡济邦家中的电话。 令人遗憾的是，胡济邦已于1995年辞世。她的丈夫毕季龙年届90，已无法记得更多的细节。他只告诉记者，在苏联人的陪同下，胡济邦到过前线，亲眼看到德军扑了上来。胡济邦还向德国军队开过枪。

　　胡济邦的日记也在从北京迁居上海时不幸遗失。她的家人只能向记者提供很少的一些材料，其中包括胡济邦在苏联所写的战地报道：

　　“战争初期，希特勒的上万辆坦克哗哗地从苏联西部大平原进来，锐不可当，一下子推进了几百公里。……在红军西北路总司令伏洛希洛夫元帅、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市长的协同指挥下，列宁格勒市民和四郊居民动员了起来……德军残酷地封锁了872天，德军设想的闪电战，变成了持久的消耗战。1943年1月25日清晨，敌军被击退，从此列宁格勒再听不到敌人的炮声。列宁格勒东北部有一座公墓，那里长眠着被德军围困的900天中死难的47万市民和将士。”——《列宁格勒的九百个日日夜夜》

　　“我忘不了莫斯科大战，我永远忘不了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军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的狂轰滥炸投下的炸弹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多；我忘不了德军就在城郊，而斯大林却在红场检阅部队。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最终在莫斯科破灭了。”——《莫斯科保卫战》

　　胡济邦的名字还出现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书中。据说，斯诺还曾与胡济邦合写过一篇战地通讯：《三个斯摩梭斯克女郎》。那是1941年，德军入侵斯摩梭斯克城，乡下的村庄一个个被毁灭，老人和儿童被甩到旷野冻饿而死，斯城周围30英里内尸横遍野。潘亚是一个健壮的农村姑娘，她逃进了大森林，遇到了约查和亚琴。三个妙龄女郎竟然组成了一个游击队。她们与记者有段对话：

　　潘亚：乡亲们都死了，剩下的几个住在山洞里，人们拿木屑当面包……现在只有一条活路——在森林里当猎人。

　　记者：猎物多吗？

　　潘亚：德国人就是猎物。

　　记者：你真杀过人？

　　潘亚：那不是人，我杀了若干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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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岸英致信斯大林要求上战场

　　1942年5月,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以俄文名字谢廖沙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奔赴前线。据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训厚的介绍,毛岸英在信中情真意切地写道: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

　　这封信发出以后,毛岸英焦急地等待斯大林的批准,但一直没有消息。没过多久,苏联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马努伊利斯基将军赴伊万诺沃视察工作,毛岸英又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他。这位将军也不敢贸然答应毛岸英上战场。但是毛岸英的情绪感染了他,将军批准他从儿童院转入附近的苏雅士官学校速成班学习军事,随后又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并被授予中尉军衔。没过多久,他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学院学习期间,毛岸英终于被派往白俄罗斯战线,并担任某坦克连的党代表。后来,毛岸英还随部队开赴波兰、捷克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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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二战史学会的专家也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欧洲战场上的中国人身影。

　　比利时的中国母亲

　　5月7日下午，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章启月专程前往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一个敬老院，为在二战期间从纳粹枪口下营救近百名比利时人的钱秀玲送去了鲜花和慰问。

　　钱秀玲是比利时人民心目中“可爱的中国母亲”。1929年，时年17岁的钱秀玲从老家江苏宜兴来到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就读化学系，随后定居比利时一个偏僻小镇艾海德姆。1940年5月，德军占领比利时。艾海德姆镇一个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罗杰，埋地雷炸毁了德军军列通过的铁路。罗杰被抓后被判绞刑。钱秀玲发现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战区最高行政长官是其堂兄的旧识。她利用这层关系冒着生命危险奔走游说，终于使罗杰奇迹般获得特赦。同样的故事1944年6月再次上演，钱秀玲又从纳粹手中营救了97人。

　　二战结束后，为表彰钱秀玲的义举，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比利时国王与王后还将一幅心爱的合影签名后敬赠给她。艾克兴市的市民为了铭记这位巾帼英雄，特意将市中心的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中国的“辛德勒”

　　2000年10月，以色列授予一位名叫何凤山的中国人“国际正义人士”的荣誉称号，以褒扬他拯救奥地利犹太人的义举。那是在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当时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居住国。在多数国家都拒绝伸出援手之际，时任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发出的签证成了许多犹太人的“生命签证”。

　　从1938年就任驻维也纳总领事至1940年5月离开，何凤山到底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至今还是个谜。但据一些档案资料估算，平均每月500多个，有时达900个。许多人凭着“中国辛德勒”发放的签证，逃到美国、加拿大、南美各国、巴勒斯坦、菲律宾、古巴等地，躲过灾难。

　　中国人参加诺曼底登陆

　　1944年6月6日，7千艘盟军舰艇挤满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这场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中，也有中国人的身影。

　　1943年，20多名中国海军军官被派往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学习并上舰实习。登陆那夜，盟军指挥部命令军舰尽可能地接近海岸，实施近陆火力支援。当时中国军官郭成森就在“肯特”号舰的主炮塔位置。

　　据称还有300多名华人以英军、美军和加拿大军人的身份参加了诺曼底登陆，现在，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姓名已无从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