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本禹，23岁，山东聊城人，1999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2002年7月开始到贵州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义务支教，2003年徐本禹考上本校研究生，当年7月，他申请保留研究生学籍，再次回到贵州支教至今。

　　他说他是孩子王，在贵州最好的朋友就是他的学生。

　　他说他两年没回家过年了，很惦记生病的母亲。

　　他说过年了，别的志愿者都走了，自己真的有些凄凉。

　　他说想带孩子们来北京，让他们知道，北京不仅有平房，还有高楼大厦。

　　他领奖的时候哭了，举起奖杯和鲜花，他努力抿着嘴，眼泪流的那么认真，那么憨厚。

　　农历新年在贵州山区里要显得冷清许多。大年初七的晚上，我再一次联系到徐本禹的时候，他正在给孩子们开小灶，那天的课一直上到十一点多，他说他想在走之前多做一点事情。

　　一点事情。在他的眼里，他的事情，就比如“上课，中午和晚上家访，写日记，写信，到乡里发材料”等等都是琐碎的事情。　　

　　一次普通的支教

　　“阳光洒进山洞，清脆的读书声响起，穿越杂乱的岩石，回荡在贵州大方县猫场镇这个名叫狗吊岩的地方。这里至今水电不通，全村只有一条泥泞的小路通往几十公里外的镇子……”

　　我至今还在试想着2001年12月的那个星期六，当徐本禹在去做家教的路上读到这篇报道时最短暂的真实感受，那一次他哭了，而那次的眼泪，也是之后他所收获的无数泪水的开始。四年之后，当我们因为徐本禹而看到这篇《中国少年报》上的报道，当我们内心产生某种触动的时候，那个最早看到它的人，那个当年还不到20岁的男孩子，已经实实在在地在条件恶劣的大山里工作了两年之久。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徐本禹这样形容自己的支教，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步步是怎样的艰难。

　　经过一个多月的奔走募捐，2002年7月15日，徐本禹和四个同学带着三箱子衣服、一口袋书及500元钱前往贵州。虽然有所准备，当他第一次走进狗吊岩的岩洞小学时，他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岩洞里的教室仅仅是用两堵一人多高的墙隔开的，中间是过道，一、四年级的黑板是用两根棍子搭在岩洞上的木板”，没有照明，从黑乎乎的洞里仅能看到一小块天空。　　

　　半个多月的教学和调查，走的时候，学生把他们送到镇上，给他们面包和鸡蛋，孩子怯生生地问他：“徐老师，你还回来吗？”他看着孩子们的眼神，说会的。

　　“有的人一辈子收获不了一滴眼泪，可这一个暑假，我几乎每天都被感动包围，收获着泪水。”这是徐本禹支教写在日记本上的话。而他的学生在信中写道：“徐大哥，我真的太想你啦！我每夜都梦见你。在梦里，你在教我们解答难题，带我们爬山玩水，教我们唱歌、做游戏，但每次刚梦到好玩的时候就醒了，点灯一看却不见你，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床上，这时我流下了眼泪。”

　　只是为了一句承诺2003年4月，在学校没有保留研究生学籍的先例的情况下，徐本禹决定放弃学籍，实现他再次回去的承诺。之后，学校破天荒作出决定，为他保留两年学籍。同年7月16日，徐本禹带着3000册图书和七个志愿追随的同学，再次回到了狗吊岩。

　　也许他没想到，伴随他的不仅是艰苦的条件，还有长久的孤独。　　

　　狗吊岩几乎是一个封闭的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晚上只能点油灯照明，寄一封信也要跑18公里崎岖的山路；晚上，跳蚤几乎让他们无法入睡，被咬得到处是包；粗糙的玉米渣和酸菜汤是他们的主食，还要忍受无处不在的苍蝇。

　　由于生病等原因，同去的七个同学最终都陆续离开。8月1日这天，最后一个同来的志愿者也坐上了返校的汽车，同学叮嘱他：“如果感觉真的坚持不下去就回学校吧，要不，你在这里自己开伙做饭也行，你这样也坚持不下去的。”车窗外，徐本禹说不出话来。

　　那间简陋的小屋因为同学的离去而显得毫无生气。因为怕他也病了，村长要给他开小灶，被拒绝了。在狗吊岩，人人都吃玉米饭，他适应了一个多月，也不觉得难以下咽了。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而且时间有限，他试图把知道的一切都统统灌输给这些渴望知识的孩子，除了教他们常规的语文、数学以外，还特意安排了英语、体育和音乐。他说他也急过，孩子们开始连普通话都听不懂，没有见过楼房，没听说过电脑，讲课听不懂也不敢提问，有时讲了10遍20遍的东西，学生还是听不懂。有几次他火起来，把粉笔一放(他舍不得扔，因为粉笔很贵)，说不讲了，然后自己走出去。学生们不敢动，也不敢说话，他自己在外面站了一会儿，消消气儿，仍然是回来继续讲。　　

　　“我问了一下全班40名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雷锋的名字，结果只有四个人知道；有一个同学听说过孔繁森，我问他孔繁森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孔繁森就是毛泽东！我笑过后，心中有一种钻心的痛。”

　　徐本禹说，他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诲人不倦”，也开始感到了压力。

　　“如果不点蜡烛，一年可以节约120元钱，是三个学生的学费钱。”徐本禹算这笔账的结果就是，他又资助了三个学生，而在煤油灯下看书，他的眼睛近视得更加厉害了。

　　课后的时间是最难熬的，除了他当作“娱乐活动”的家访，写信、读信是最大的愉悦，有时候他一天能写十几封信；他开始自修研究生课程，想利用支教的课余时间把研究生课程学完。“在没有电和信的日子里，我非常孤独，只能靠收音机获取外界信息。我一遍一遍翻看以前的照片和信件，与照片上的家人、同学和朋友说几句话，只有这时我的心里才会舒坦些。”

　　一个人能做到的

　　我问过徐本禹：你知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意义重大，而且是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他反复跟我说，自己做的很有限，“这个事情又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而是许多有爱心的人在做的事情。”

　　这些天断断续续的联系，我深知这不是他的谦虚，他心里在意的只是孩子和那份真实的感动。

　　在狗吊岩，通过徐本禹的坚持和努力，“孩子们可以听懂普通话了，与人交流也不害羞了。”岩洞小学的创办者吴道江———一个复员军人这样说。徐本禹的到来，为狗吊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因为他，学校的学生从140人增加到250人左右。

　　2003年11月，他应邀到贵州民族学院作报告，报告作了79分钟，37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场的师生全都哭了。

　　2004年春天，徐本禹开始考察条件更加困难的大方县大水乡大石小学。2004年6月26日，华中农大的两位老师来到大方县，一位老师把在大方县拍的照片选出100幅，配上简要文字，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为题发到了天涯论坛上。如今，这篇帖子已经有了近三十万次的点击率，四千条回帖，完整阅读一遍需要五个小时。

　　有13个国家的热心人士通过网络了解到徐本禹的支教事迹，并要求资助大石小学的贫困学生，美籍华人陈旭昭女士还在美国进行募捐，为大石小学的学生资助2000美元。54岁的王昌茹从武汉赶到了大方县，“我是冲着徐本禹来的，徐本禹走到哪，我就跟到哪。”她决定与徐本禹一起支教。多所高校的志愿者先后赶到大水乡，与徐本禹一起进行支教和社会调查。

　　截至2004年年底，共收到要求捐款的电子邮件2000余封，实际收到捐款近30万元人民币，一举解决了大水乡502名贫困孩子本学期的学杂费；此外，还收到各界捐赠的衣物、文具、电脑、体育器材等折合人民币25万余元。在徐本禹的感召下，今年暑期先后有全国各地40多名大学生前往大水乡进行社会实践，现有8名社会人士到当地长期义务支教。

　　我不敢说这不是本禹一个人的力量。但是没有他，狗吊岩和大石小学，可能还是从前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