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即将从保山开赴前线的十一集团军士兵。

营养不良、斗志不减的远征军士兵。因供应不足营养不良，他们个个都瘦骨嶙峋，但脸上却没有丝毫怯懦和畏惧。

远征军队伍中的娃娃兵。

1944年5月末，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前左三)率部强渡怒江。

　　滇西反攻战连队信号兵熊世超

　　恶战8月收复滇西，全 师官兵仅余百人

　　怒江操练

　　晚上在“朱大个子”连长指挥下，演练渡江，白天则撤回山腰的战壕里，“看见日本兵在对面的山腰爬上爬下”

　　1944年5月，云南西南部群山之间的低洼坝子，已经炎热如夏。半个多月前，熊世超就发现连长不穿他那件大衣了。

　　连长姓朱，是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第六军新编39师30多位连长中的一个。他身高近两米，一次与其它连打篮球，师长亲临场边观战，看见他顺口叫了声“朱大个子”，于是这个名字很快在全师传开。“朱大个子”的这件大衣用细黄毛料织成，两排黄灿灿的纽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部队里很少见。据说是从一个被打死的日本军官身上扒下来的战利品。

　　作为连队信号兵，熊世超不离“朱大个子”左右，每次“朱大个子”穿上那件大衣，大衣似乎都会被他庞大的身躯撑破，再配上“朱大个子”脚上的草鞋，实在是一幅滑稽的画面。但熊世超和他的战友们不会发笑，他们真心实意地爱戴“朱大个子”。“连长记得每一个兵的名字，点名的时候从来不用花名册，与我们吃在一堆，住在一堆，死在一堆。”熊世超和另外两百多个弟兄，都归这个“朱大个子”指挥。

　　当兵八年，熊世超直接接触到的最大军官就是连长，更大的官他不认识，只知道穿皮靴的是师长、团长，穿胶鞋的是营长，剩下穿草鞋的是连长、排长、班长和士兵。5月的季风顺着怒江峡谷奔腾，江底比山腰闷热得多。熊世超和全师的“皮靴”、“胶鞋”、“草鞋”们已经在江边守了一个多月，晚上摸到江边，悄悄把皮筏子拖到江里，演练渡江，白天则撤回山腰的战壕里，“看见日本兵在对面的山腰子爬上爬下”。

　　怒江对岸的中国国土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两年多。两年前，日本人从缅甸毛淡棉登陆，把中英联军一路赶回中国、印度，占领缅甸全境后又顺滇缅路长驱直入，占领了中国北至腾越(现腾冲县)，南到龙陵、芒市的国土，之后中、日两军沿怒江峡谷对峙，不时发生小规模战斗。

　　第一支中国远征军以保卫缅甸，保护滇缅路为战略目标，成为百年来中国第一支出境作战的部队，结果却落得个全盘崩溃，十万大军死伤大半，只有4万多人撤回到了中国、印度，不仅丢掉缅甸全境，还丧失滇西大片国土。

　　两年后，中国在怒江东岸又集结了二十万军队，同时，在印度兰姆伽基地，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两个军也训练完毕，整装待命。美国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把滇西集结的军队起名为Y部队，印度驻军为X部队。据说因远征军驻守云南而命名为Y，史迪威向部下解释X的由来：“X代表未知数，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大家要同心协力，写个很大很大的X，不仅要打回缅甸，还要打到东京去。”

　　熊世超对这场大战的意义不甚了解，他只听命于连长，连长让他冲锋他就冲锋，让他撤退他就撤退。现在，连长让他与其它兄弟们一起操练渡江，他就认真地在怒江湍急的江面上学习操作皮筏子。“宽宽的江面上，几百人不敢大声说话，只有回到岸上，草鞋踩在石子上的‘沙沙’声。”

　　强渡怒江

　　潮水般的中国远征军出现在松山阵地前。一个月光暗淡的晚上，熊世超的连队摸到了敌人阵地前

　　1922年，熊世超在重庆巴县出生。他出世不久父母双亡，由奶奶为有钱人洗衣、缝纫拉扯他和哥哥熊归亭(音)。1937年，日本人发动“七七事变”，15岁的熊世超那时靠上山挖草药，“每天换一个小钱”维生。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招兵备战，熊世超的命运开始与国难紧密相连。

　　“听说日本人打中国，那时重庆还是很安稳的，每天我们全家就是想办法吃饱。”一天，熊世超在县城听人讲正在招兵，管饭，他跑到招兵处，要报名参军。“开始不要我，嫌我个子小，后来说留下吧，结果分到司号连，都是些小娃娃，不用当战斗兵。”

　　训练半年后，熊世超学会了五线谱，每天端着小号“呜啦、呜啦”地吹，被分到39师师部搜索连，军衔为上等兵，每月军饷两个银元，但扣掉伙食费后，拿到手的只有4角半。这4角半，几乎全被熊世超用来买鸡蛋。

　　中国军队的伙食补给一直是个大问题。

　　1944年10月，美国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中国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

　　熊世超的伙食每天有两顿米饭，几片青菜。几个月买一次肉，自己买了交给伙夫，用水煮后拌上盐巴切一切，揣在怀里吃好几天。

　　5月的怒江峡谷已经闷热难耐。两个月前，连长“朱大个子”领着熊世超和两百多个弟兄在大理洱海泡了十来天，每天练习划船，“看这架势，部队要反攻怒江了。”熊世超和弟兄们有些兴奋，又有些紧张。

　　怒江大峡谷两岸是地形险恶的崇山峻岭，依靠地形，中国军队把日本人在西岸阻击了两年，现在远征军要渡过怒江，从下向上仰攻躲在防御工事后面的日军。

　　截至1944年5月10日，中国远征军在怒江东岸已集结了20万军队。以第二十集团军(辖两个军)为攻击兵团，从右翼由栗柴坝、双虹桥渡江，夺取腾冲；以第十一集团军(辖第三个军)为防守兵团，在左翼佯攻松山、龙陵，以分散和牵制敌人。同时以三个加强团强渡怒江，进行策应。日本军队则沿线部署了3万多人。

　　20比3，从数字上看，中国远征军占绝对优势，从装备上看，中国军队也毫不逊色。但战斗一开始，担任主攻任务的二十集团军就在高黎贡山下遭到迎头痛击，仅一周就伤亡近万人，渡江的远征军只能占据滩头阵地，敌人火力密集，远远超出预期的一个连队。腾冲6月进入雨季，届时天降大雨怒江入汛，恐怕窝在江底的部队不待日军进攻，就先被洪水淹没了。

　　直到5月20日，中国远征军的将军们才发现，自己的作战部署被日本人摸得一清二楚，日军将师团主力三万多人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峻地形频频反击。

　　卫立煌获悉情报后极为震怒，怀疑重庆方面出了奸细。

　　真相直到1973年才被揭开，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出版的《缅甸作战》披露，日军设在芒市的侦听电台截获并破译了中国军队的电报，于是对防御阵形做了针对性调整。

　　卫立煌连夜召集高级将领开会调整进攻计划。6月1日，潮水般的中国远征军出现在松山阵地前。一个月光暗淡的晚上，熊世超的连队摸到了敌人阵地前，他们负责进攻松山外围阵地红树梁子。

　　血染松山

　　罐头盒子“琅琅”乱响，日本人一下惊醒了，机枪、小炮一起全打过来……中国军队为克复松山苦战3个月零3天，阵亡近八千人

　　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海拔2690米，它突兀于怒江西岸，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

　　早在1943年初，日军在太平洋上连遭失利之后，松山就已被日本战略专家设想为支撑滇西和缅甸日军防卫体系的重要据点。松山工事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每个据点构筑一个或两个主堡，在两侧构筑若干子堡用交通壕相连，形成密集的火力网，甚至连坦克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活动自如。

　　日本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八个月以上。”

　　红木树梁子是在高黎贡山山脉上的一个高地，位于松山西北侧。向西可直达腾冲，向南可包抄松山，向西南还可攻击龙陵县城。

　　熊世超腰里别着两个“圆坨坨”(美制手雷)，手里端着“漏底五子”(中正式七九步枪)，紧紧跟在连长后面。

　　半月前，在大理训练的时候，部队把原来的“长柄柄”(手榴弹)全换成了“圆坨坨”。排长以上军官，把中正式七九步枪换了冲锋枪，七九步枪每次装五发子弹，弹壳从弹夹下面退出来，所以士兵都叫它“漏底五子”。冲锋枪每个弹夹装50发子弹，还能连发，“朱大个子”拿到它，开心了好几天。现在他们装备着新式武器，慢慢接近了敌人防守的阵地。

　　“日本人在阵地外围拉了一圈铁丝网，在上面挂了很多空罐头盒子。我们悄悄地从下面爬过去。”六十年前的那个夜晚让熊世超记忆犹新：“一排和二排都过去了，接着三排往里钻。不知怎么搞的，一个人碰到铁丝网，罐头盒子“琅琅”乱响。日本人一下惊醒了，朝着我们开火，机枪、小炮一起全打过来，还有地雷，就像电饭煲下面的那块铁坨坨，日本人躲在掩体后面用电引爆。进到网里的兄弟立马倒下一排。”

　　“日本人火力太猛，这么下去一排二排的弟兄全都得完蛋。连长急了，也要往里爬。我和另一个兵往下拖他，喊：‘连长你个子高，你走后头。’连长叫：‘你们懂什么？！不要说话跟着我！’我们两个拖不住他，只好跟着爬进网里。果然，一上去连长就被打到脑袋，我和另一个兄弟拖着他的崭新的冲锋枪退下来。”

　　“我们拖着他的枪去向师长报告，把枪交给师长，师长骂我们该死，怎么不拉住连长，我们说他个子大，力气大，拉不住。”

　　“后来我们连伤亡太大，只好撤下来，师长调116团去打。连长换了个广东人，姓什么记不清了。他和老乡说话，丁丁当当，我们都听不懂。”

　　松山让中国远征军在战场吃尽了苦头。从6月4日开始进攻，至9月7日克复，苦战3个月零3天，其间大规模战斗十次，故后来被命名为“十战松山”。

　　6万远征军围攻驻守松山据点的1200余名日军，却久攻不克。蒋介石下急令如违期不克，军、师、团长都要以“贻误戎机”领罪。军长、师长连夜开会商议，最终决定在日军堡垒下挖地道填塞炸药，以摧毁主堡。

　　经过17天作业，远征军工兵在日军阵地垂直下30米处开凿两个炸药室，装进3吨TNT黄色炸药。8月20日，卫立煌、宋希濂、何绍周等远征军高官亲临现场，第八军副军长李弥下令起爆。

　　参加挖地道的第八军工兵营一连三排士兵张羽富回忆：“过了几秒钟，大地连着颤动好几下，有点像地震。同时，子高地(松山主阵地)有一股浓烟柱蹿起来，很像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弟兄都跳起来欢呼，荣三团的步兵不费一枪一弹冲上子高地。”

　　在这座方圆不足十平方公里的山头上，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两个军五个步兵师，总计达六万余人。日本军队驻守松山部队兵员共计1200余名。是役中国官兵阵亡7600余人，伤者逾万。日本守军除一人突围外全部战死。

　　松山既克，开往龙陵的滇缅路段恢复畅通，补给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前线。其间，远征军右翼军团激战4个月，以伤亡2.1万人的代价击毙6000日军，战后日军只有17人活着回到日本。

　　9月14日克复腾冲，11月13日，光复龙陵。1945年元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布公告，宣布滇西国土全部收复。

　　中国远征军恶战8个月，以第六军新编三十九师损失最为惨重，全师仅剩师长以下官兵百余人。熊世超有幸是其中一员。

　　新编三十九师与驻印军新一军会师，熊世超看见回国的弟兄们格外亲切，“大家举着枪，欢迎他们回家。新一军的弟兄们可威风啦，他们装备好，坐着卡车回来的！他们一边和我们打招呼，一边把烟、罐头一箱一箱地扔下来，还有人扔军毯、钢盔。军毯真软啊，我都没见过。还有大炮，不像我们用骡马拉，全是四轮汽车挂一门炮，跑起来真快。”

　　遇见爱情

　　驻防保山机场认识了摆摊卖米线的她；婚后不想打内战当了逃兵

　　休整两个月后，新编三十九师调保山机场驻防，23岁的熊世超在这里遇见了爱情。

　　“守机场的时候很清闲，我常跑到附近的云瑞街吃米线，就认识了摆摊子的她。她叫王秀英，保山本地人，那时二十一二岁。慢慢熟了，我把自己的衣服拿给她洗。后来我知道她有个弟弟，也当兵，日本人投降后回老家了，父母都在，我就想着能和她结婚该多好。”

　　“一个多月后，我主动找她谈结婚，她看我人好，也愿意。我每月发200块‘中央票’，还不够买十斤米，她跟我要受苦。”

　　“军队里不允许结婚，但我是老兵，我不怕，我想日本人也打完了，总该能让我过几天好日子吧？我给了她几万块钱，由她操办婚礼。我不敢让连队知道，结婚那天我没去，就她一个人给亲戚们敬酒，实在委屈她了。”

　　“结婚不到一个月，部队又要出发，我一打听，说是去东北打内战，我就不想去了。临走前，我让她给我准备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一套便衣。部队到了昆明南窑火车站，第二天就要上车往东北拉，晚上我给另一个传令兵说我去看电影，晚点回来。这个传令兵是从保山招的新兵，管不着我，就应了一声。我走到外面，在僻静的地方脱下黄军衣，换上包袱里的便衣，连夜坐班车回保山了。脱掉军服的时候真有点难过，穿了八年，肯定有感情了，但想想家里的老婆还等着我，脱也就脱了。”

　　寻找哥哥

　　“哥哥抱着我哭得天昏地暗，可是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面……”现在，“最想存够了钱，回重庆老家找哥哥”

　　“几年以后，这个传令兵从战场上回到老家，专门找到我，说：‘哦！熊世超，当年你不去，我们连长后来被打死了。你要去，在东北投降解放军，肯定就把你送回重庆老家了。’我在老家还有哥哥这一个亲人，他这么一说，我好想回家看看哥哥，可是走不了，因为没钱，没路费回去。”

　　“1949年，卢汉在云南起义，我在县武装队，全省的武装都跟着起义，后来直到1986年才给我发了一本‘起义人员证明书’。起义以后，部队整编，我被整编掉了，就帮别人做泥工，几年以后‘文革’我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被下放到乡里种地，生产队长看我当过兵，特意照顾我，让我放牛。我从小没下过地，种地不行，放牛也不行，跑都跑不赢牛。队长又让我去守地，在地边搭个窝棚住进去，平时没什么事，这事我能干。我听说连长就够批斗的条件，幸好我没文化，没当官，不够条件，平平安安守了几年地。”

　　“在生产队的时候，我向队长借了150元，买了张车票回老家，回去找哥哥。他在重庆第四建筑公司当会计，在家住了几天，我说得回去了，哥哥抱着我哭得天昏地暗，说以后他来看我。可是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后来给我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保山县城。回来后发现原先五间草房都被扒了，只得在现在住的地方搭个窝棚，一家人住了二十多年。1990年，老伴在街上卖烟草，起身一头扎在摊子上，还是公安人员用警车把她送回家，她脑溢血，没多时就不行了。”

　　“现在我每月有330块钱退休金，大女儿也从农场退休了，二儿子所在的城关建筑队解散后就没工作了，老三在1960年饿死了，老四从皮鞋厂退休，每月有一百多块退休工资，老五和他妈一样，摆摊卖米线。”

　　去年11月，保山金水阁酒店资助100名抗战老兵每人每月100元生活费，熊世超于是每月多了100元的收入。记者问他现在最想做什么，他回答：“最想存够了钱，回家找哥哥。”

　　本版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雷

　　老兵档案 熊世超

　　1922年 出生于重庆巴县，出世后不久父母双亡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熊世超报名参军，学习司号，半年后分配到39师师部搜索连，军衔为上等兵

　　1944年 参加滇西反攻战，历经松山、芒市收复战

　　1945年元月 在中缅边境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滇西国土全部收复

　　1945年 在保山驻守期间与当地女子结婚

　　1945年 结婚一个月后，部队调往东北准备内战，熊世超逃兵回家参加保山当地部队

　　1949年 随卢汉云南起义，随后部队整编，成为老百姓

　　“文革”期间 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下放到农村种地，其间返回重庆老家，见到哥哥

　　“文革”后 落实政策，熊世超与妻子回到保山县城居住

　　1990年 老伴因病去世

　　目前 与儿子住在保山市内，每月有330元退休金及民间资助的100元生活费

　　远征军滇西大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根据1941年12月《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议》，应英国政府请求以第五、六、六十六军共十万余人组成远征军。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于1942年2月先后入缅作战。

　　当年3月至4月，远征军在同古、仁安羌、腊戍等地与日军激战。其中仁安羌一战援救被围英军七千余人。远征军在缅北的抗战，给日军沉重打击。但由于中英美战略目标的不一致，使远征军陷于被动的态势，至4月底被迫后撤。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缅甸雨水特大，加之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至8月初，各部先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据当时初步统计，由于指挥错乱，致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

　　中国远征军虽经苦战而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但他们入缅抗击日军，使得驻缅英军免除了危机，平安撤往印度，并为尔后组织印度防务赢得宝贵时间。

　　1942年8月，远征军大部退至怒江东岸，一部西撤印度。退入印度的部队改称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统辖郑洞国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退入滇西的部队，连同后续部队，于1943年春重新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由陈诚任司令长官、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统辖第十一、二十集团军及第八军。

　　1943年8月，魁北克国际会议决定向缅北日军发动进攻，军事行动由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承担。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副总指挥郑洞国。10月下旬，中国驻印军为掩护中印公路，沿公路向缅北推进，经十个月的苦战，于1944年8月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由云南向怒江以西日军反攻。1945年1月27日，两军在缅甸芒友会师，打通中印缅公路，至3月遂将日军全部赶出缅北和滇西。此后，中国远征军返回国内。

　　在滇西收复战中，远征军经8个月的英勇奋战，以伤亡6.7万余人的代价致日军伤亡2.1万余人，完成开辟中印公路的作战任务，使大批物资输入国内，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图说

　　远征军队伍中的娃娃兵。

　　1944年4月，即将从保山开赴前线的十一集团军士兵。

　　1944年5月末，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前左三)率部强渡怒江。

　　营养不良、斗志不减的远征军士兵。因供应不足营养不良，他们个个都瘦骨嶙峋，但脸上却没有丝毫怯懦和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