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李长维
1920年 出生在重庆梁平县虎城镇。
1937年9月 加入川军赴山西参加忻口战役。
1938年3月 参加台儿庄战役，后升副排长。
1938年—1940年，转战各地，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
1942年3月 编入新38师，在孙立人的率领下入缅作战，任上尉指挥参谋。
1945年8月 日军投降。李长维随部队到东北参加内战。
1948年10月 参加50军起义。随后，被资遣回家务农。
土改中，作为伪军官，开始了长达30年的监外执行生涯，1984年平反，现独居重庆市梁平县双桂堂，每月享受政府补贴450元。
川军名将杨森及参加武汉会战的川军。
南京保卫战前集结的川军，当时川军中还有打油纸伞者。
川军老兵李长维
穿草鞋行军千里 扛步枪身经百战
重庆市梁平县城西南13公里的金带镇，翠竹掩映中，有一座西南地区著名的寺庙——双桂堂。每天清晨，悠扬的钟声伴随着念经声便会从寺庙里传出。在双桂堂最后面的那幢灰色老房子里，一位老人会在这个时候起床，然后沿着双桂堂的小径静静地走上几圈。
他叫李长维，1920年出生在梁平县最偏远的虎城镇，在双桂堂一带，提起李长维的名字，很多人并不知道，但只要问起“打过日本人的李团长”，很多人都会用重庆话讲“晓得、晓得”。
得罪乡长被抓壮丁
那时大家都认为，上前线打仗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家很穷，仅上了三年私塾后，就辍学跟父母劳动了。父母教导我做人上要为国，下要为民。”李长维出生在梁平乡下的一个佃农家庭，从小就喜欢助人，15岁的时候，被选为保长，人称“小保长”。
1937年李长维17岁。当时的政府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面支援抗战，但是他所在乡的乡长却和军队营长勾结营私舞弊，修公路、修飞机场的是穷人，交苛捐杂税的是穷人，当兵上前线，征的也是穷人。
“乡长和营长是亲家，乡亲们敢怒不敢言。乡长还多次在全乡保长和代表大会上，大谈他的政绩。当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当场指出他的破绽，从此乡长就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找着机会要报复。”
1937年9月的一天，一伙人强行冲到了李长维家里，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已经把他捆得严严实实，不容争辩，他就以“壮丁”的身份被送进了军营。
“那时候，中国的武器很落后，军队中普遍有畏敌怕死的思想，大家都认为上前线打仗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乡长抓我壮丁，使的就是借刀杀人啊。”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分兵几路，其中一路向西，进攻山西。9月底，日军第5师团和关东军一部突破中国军队内长城防线后，奉令向太原进攻。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在忻口地区组织防御。李长维被编入卫立煌指挥的第14集团军下属第9军，从四川奔赴山西忻口参加战斗。
“从四川到忻口，大概花了2个月，全部靠两条腿走过去的，一天要走120多里。我是第9军的新兵，当时连枪怎么拿都不知道。去山西的路上，我们一边行军一边训练。每天休息两次，每次20分钟。休息时，老兵就会教我怎么放枪、怎么投手榴弹。”
当时川军装备简陋，吃的也很苦。士兵一天只能吃两顿，一开始的时候，李长维还能够吃上小米、苞谷，后来到了湖北境内后，只能吃黑豆了。尽管如此，前方战事紧张，行军的速度却一点也没有慢下来，川军士兵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行军，一直走到晚上6点天黑才休息。
当他们到达山西前线时，北国冰天雪地而川军士兵仍然是单衣、草履，粮食又接济不上。加之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每人只背了一杆步枪和两个手榴弹。但官兵们毫不畏惧，“一谈到打日本鬼子，都是精神百倍，信心十足”。
“条件虽然艰苦，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学习。晚上我就用连长、排长用剩的铅笔头，在纸烟盒上写字，有时候还借着月光看书。学习文化完全是个人的事情，队伍中像我这样的人很少。”
初战军长便中弹身亡
三位将军同时殉难，剩下的士兵群龙无首，军中一片混乱
1937年10月，第9军抵达了忻口。这时候，李长维已经会用步枪和手榴弹了。
10月13日，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率部队对忻口守军防御阵地展开全线攻击，重点是阎庄和南怀化阵地。而李长维的部队，就守在南怀化阵地。由于部署不当，夜间作战，战斗一开始便同日军形成混战。在混战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祺和旅长郑庭珍不幸中弹身亡。
“三位将军同时殉难，剩下的士兵群龙无首，军中一片混乱。我们川军中有些人在行军的时候就怕越走越远后回不了家，训练时天天想家，所以排长教东西，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后来真的上战场了，人一着急就扎堆，把头一个劲地往泥土里面埋，屁股翘得老高，结果全部被日军击中了。”
忻口战斗中，李长维幸免于难。由于他好学，在当时的战士中算是有文化的，所以战斗结束后被选入了“军士队”。在当时，“军士队”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而老师就是班长。李长维在那里呆了2个多月，学习了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后，被送到了张自忠的59军当上了班长，立刻参加台儿庄战斗。这一次，又是靠两条腿走过去的。“后来我总结当新兵时的收获，感触最深的是，当一天兵等于读一天大学啊！”
随张自忠血战台儿庄
装备太差了，炮兵经常把美国产的81炮弹装在国产的82炮身里面发射
1938年3月，板垣第5师团进攻山东南部的军事要地临沂城。李长维所在的第59军奉命增援，与守军庞炳勋第40军内外夹击，取得临沂大捷，并分割了日军主力，为随后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
“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主要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太差了。敌人用飞机大炮，我们用步枪手榴弹，相差悬殊。”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轻机枪，每个机枪组5个人，其中3个弹药手负责运送子弹，两个射击手轮换。而每个营下面才设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连，普通的士兵，都是用最落后的步枪和敌人战斗。
“炮弹的规格也不统一，有时候用美国产的60迫击炮，有时候用中国产的82迫击炮。很多时候，炮弹和炮身并不对应，我们经常把美国产的81炮弹装在国产的82炮身里面发射，只要能射出去就行了。”
台儿庄战役，包括外围阻击战在内，前后进行了一个多月，中国投入兵力20多个师计12万人，击败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以损失近两万人代价，取得歼敌万余人的战果。但由于敌强我弱，这个胜利未能改变正面战场的被动局面。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李长维由于作战有功，升任上士副排长。随后，他的部队星夜兼程奔赴武汉，又走了一个多月。
“那时候，我们白天根本不敢走路，日军的飞机一直在天上盘旋，不停地轰炸。只好利用晚上日军休息的时候走上一百多里。但是我们一晚上走的路，日本人第二天用坦克几个小时就赶上来了，所以一直处于日本人的追击之下，大家的精神都很紧张。”
从山东到湖北，路上所经过的大片地区，尽是满目疮痍，老百姓都早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李长维所到之处，都是空房子。白天，他们就在这些房子里面睡觉。
“不打仗的时候，我们一天1斤半粮食，但后方粮站往往在里面掺了沙子。打仗的时候，老百姓都跑光了，留下的空房子，几乎每家都有粮食，正好给我们吃了。”
在老百姓家里，士兵们睡的是大铺，但是根本睡不好——虱子成为困扰大家的一个难题。多年后，李长维对当时的虱子猖獗还记忆犹新。
“衣服从来不换，也没有机会洗澡，几个人睡一个大炕，一个班才一条毯子。用扫帚一扫，炕上、毯子上、衣服上、人身上全是虱子。晚上我们就围着柴火堆烤虱子，只听到‘噼啪噼啪’声，像放鞭炮一样。5、6月份天热起来的时候，虱子全部从棉衣里面钻了出来，爬到外面，多得像蚂蚁一样。”就在这时候，疥疮等传染病又开始在队伍中蔓延。李长维所在的班，15个战士都得了疥疮，从头到脚，浑身都是。一遇到温泉，战士们知道水中含有的硫磺可以治病，都像见到救命稻草一般，争先恐后跳入水中。
在随后的一年多中，李长维所在的第59军被编入第33集团军，张自忠任总司令，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等。到底打了多少仗，李长维自己也已经记不清了。唯一记得的是，1940年5月随枣会战中，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南瓜店以身殉国，全国震动。
“那时候打仗就是这样，无论级别大小，每个人都要冲，连军长、师长都亲自杀敌。”
孙立人器重的“土参谋”
“没有孙将军，就不会有我李参谋了”
1942年1月4日，日军进攻缅甸，英缅军节节败退，英方吁请中国军队入缅援救。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这时，李长维已经是孙立人新38师下属的一名上尉指挥参谋了。
“在国内作战，普通士兵每月1块补助，排长是6块，连长是10块，出国作战后，我的补助大概是40多块。但生活还是很艰苦。”
入缅初期，那些黄埔军校毕业和留美的参谋，并不把李长维这个出身行伍的“土参谋”放在眼里，这让李长维相当郁闷。但是随着战事推进，其他参谋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友好了。
“参谋分作战参谋、指挥参谋、情报参谋、通讯参谋、训练参谋好多种。大多数参谋都是从学堂出来的，一听到打仗，其实心里都很害怕，不停地给家里写信。我就对他们讲，不要怕，我们是军人、是参谋，不是老百姓，我们所在的地区，离敌军还有几十里路呢。但是这些人还是吓坏了，于是他们的那些活，都是我来干的。”
孙立人对李长维这个出身卑微的参谋却非常器重，亲自教会了他画图，用比例尺、指北针、望远镜等参谋必备的技能。几十年后，李长维对孙立人依然充满感激。“没有孙将军，就不会有我李参谋了。”1990年，当李长维得知孙立人于台中病逝的消息时，独自沉默了很久。
而对那些怕死的“黄埔参谋”，至今李长维的言谈间还带有嘲笑。“战争结束后，他们对我都特别尊重，一个劲地叫我‘老大哥’。后来有一个参谋的妈妈、老婆都来看我，对我说，这个人就交给你了，你是救命恩人啊！”
1942年4月17日，缅甸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亲率113团连夜前去救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歼灭日军1个大队，救出英军7000多人，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
“当时日军是我们的10倍，不能强攻，只能巧取。孙将军让我们所有官兵、包括伙夫、文书在内，三个人一组，在敌人周围放火，漫山遍野立刻都是火光，敌人一下子就乱了阵脚，我们趁机就攻克了仁安羌。”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1000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之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成为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1942年5月，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新38师向西撤往印度。10月，中国驻印军改编成新1军，孙立人任副军长兼新38师师长。也就在此时，李长维被提拔为少校参谋。
1943年8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甸，1944年11月，新38师攻到了缅西重镇八莫。
“八莫的地形非常复杂，周围湖沼纵横交错，尤其是太平江，江面有数百米宽，水流很急，搞不好就会翻船。孙立人师长就想了一个办法，把我们的部队分成两拨人，小部分在正面继续攻打日军，吸引注意力；而我和大部队一起，悄悄绕到日军背面。我们砍树砍竹，做了很多木筏竹排，趁着夜色渡过了太平江后，把日军包抄了。日本人发现情况不妙，乱了阵脚，四处逃散。”
李长维最难忘的是在攻打八莫外围日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时，日军把重兵部署在民房屋脊上、树上，居高临下。从拂晓打到中午，部队迟迟攻克不下。
这时候，观测台的炮兵给孙立人打来电话，请示该怎么办。而孙立人一时也没了办法。说时迟那时快，在孙立人身旁的李长维，一把夺过电话，以师长的口吻，果断地命令炮兵“限在10分钟内，发射50枚空炸弹，发射完毕再报告”！
10分钟后，空炸弹发射完毕的电话打来。这时，在树上、屋顶上的敌人，基本上都被50枚空炸弹炸得半死，一个个掉到了地上，完全没有了反抗能力。孙立人命令部队反攻，不费吹灰之力，日军全部被歼灭。
“由于抢电话有功，我受到了师长的嘉奖，由少校晋升中校参谋主任，当时真是得意啊！”说到当年，李长维露出了孩子般的炫耀神情。
30年监外执行生涯
1984年平反后，民政部门发给李长维每月救济金20元，现在是每月450元
日本投降后，李长维随部队搭乘美国兵舰北上秦皇岛，开始了东北战场的内战。
1947年，新1军被解放军围困在长春。在长春解放的前几天，李长维应朋友邀请，参加50军起义。但在整训中，由于不属于50军的编制，李长维被清洗出了队伍。随后，他被送进了教导团，通过学习后，资遣回家务农。
在十余年戎马生涯中，李长维没有负过伤。他说，我当连长、排长、团长的时候，从来没有打过士兵，那时候很多军官负伤，都是因为虐待士兵而被他们在背后放了冷枪。入缅作战后，他是参谋，很少有和敌人面对面直接搏杀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土改中，李长维作为伪军官，开始了长达30年的监外执行生涯。直到1984年，他才平反。
至今，李长维一直想不通：“当时明明说‘不受歧视、一视同仁’，后来怎么变成了‘戴上反革命帽子，接受改造’了呢？”1984年平反后，民政部门发给李长维每月救济金20元，后来逐年递增，现在是每月450元。他在双桂堂的居室，房间很简单，一床、一桌、两凳而已，甚至连用电插座也没有。桌子上，铺着他写的书法。“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现在已经很少写字了。”
采写：本报记者 陶建杰
300万川军 26万阵亡
在八年抗战中，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8月25日，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何应钦《八年抗日之经过》记载：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1/5强。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书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杜诗。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终年仅48岁。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刘湘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最光彩的一笔。
打内战时的川军，很多人是“吊儿郎当双枪将”(破枪加鸦片烟枪)，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不堪一击”。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抗战八年中，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1/5，打了无数恶仗，付出最惨烈的牺牲。
川军出川后，最先进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但该师官兵英勇鏖战，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10月15日，20军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台儿庄战役中，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122师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李宗仁极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抗战八年中，川军为挽救国家危亡与日寇鏖战，牺牲巨大。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1/5，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而负担的国家财政总支出也达30%以上。
▲1937年的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初期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场战役。
1944年11月，远征军从缅甸密支那进攻八莫。
1938年3月中旬至4月上旬，日军在临沂遭中国军队顽强抵抗。
在随枣战役中，中国军队突入枣阳城北门。
在台儿庄战役中壮烈殉国的川军名将王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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