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暴风雨的下午，厦门的大街上有一个水坑，一个骑车的市民为此栽了跟头，一个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个场景。
照片发表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记者传达新闻的责任和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平衡”，即记者该去提示行人还是该拍照片。（5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伪问题。
正如报道中所提到的，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南非自由摄影记者凯文·卡特，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的获得者。在他的获奖作品《饥饿的女孩》中，一个濒死的小女孩匍匐在地，身后不远处一只秃鹰似乎在等待她的死亡。
这张照片在《纽约时报》首发后举世震惊，成为南非儿童苦难的一个标本。凯文·卡特名声大噪，同时又受到指责，有评论家称他见死不救，是另一只秃鹰。数月后，这位摄影记者自杀身亡。
国内媒体在提到这件事情时，大都不容置疑地在他被指责和自杀之间画上了等号，即认为他死于无法承受舆论压力，无法平衡“新闻职责和社会公德之间的尖锐冲突”。
但我所看到的材料却并非如此。在一封遗书里，他把死因讲得很清楚：一是工作不顺，陷入物质上的困境；二是长期见证苦难之后的精神创伤，“我被这些记忆纠缠———杀戮、尸体、愤怒、痛苦……饥饿或者受伤的孩子，还有那些好战的疯子”。
在面对指责时，他谈到过同样的痛苦，然后说：“上帝啊，把这些问题暂时放到一边吧，你得工作。如果你不工作，就不要玩这个游戏。”作为一个见证苦难的记者，他有太多的精神痛苦，但并没有太多的职业困惑。他死于心碎，而不是（至少不主要是）什么舆论压力。
显然，国内的论者为了强调自己的论点，即新闻职责和社会公德尖锐冲突，而把凯文·卡特的死因做了片面化解释。
然而，我并不是要否认这种冲突的存在，它的确一直存在，而且在《饥饿的女孩》获奖之后成为美国的一个舆论焦点。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争论的前提是，新闻已经职业化甚至过度职业化。换句话说，这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后现代问题，是在充分现代化之后，社会分工精细化和普遍人性之间的矛盾，在前现代的中国现实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在于：怎样完善社会分工，怎样建立职业伦理、培养职业精神？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的是道德伦常，缺的是职业伦理。学而优则仕，当了官就什么都管，而且重普遍性而轻差异性，重实体而轻程序（差异性和程序性都是职业化的必然要求）。在古代，县官把宣教、财政、司法、行政集于一身；到现在，有人也分不清记者、警察、法官、政府官员之间的区别。很多政府官员把自己当法官，把真正的法官当摆设；很多民众又把记者当官员，找记者解决应该是官员解决的困难。
在厦门发生的这个案例中，有人要求记者做交警，去立一块路牌；有人要求记者做路人，一走了之，总之就是不能做符合他职业身份的记者。
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古代社会道德伦理管理模式已经坍塌，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彼时彼地，那位记者在摄影专业领域，对自己能做什么事情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假如他放下专业，先去做一个交警，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在别人告知他路上有坑、他并没有目睹任何人栽跟头的情况下，他的专业知识是否可以判断那里真的有坑，那坑又真的会坑害行人？他是否可以随便在路上立一块警示牌？如果他立错了警示牌又将如何？如果人人都可以立警示牌，怎么防止恶作剧？等等。并不是这些问题都一定会发生，但是作为一个系统，都必须得到回答。
现代社会的管理系统建立在承认人的有限性（不能包打天下，只能各施其职）和人性缺点（不能指望道德完美）的基础上，所以强调分工合作和制度监督。
新闻传媒的分工就是舆论监督。
新闻记者既不是法官，也不是政府官员，所以他既不能做出裁决，也不能具体解决问题；他甚至也不是道德宣判者，只是报道事实，分析原因，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那位记者通过镜头监督了交警部门的工作，致使路面迅速得到维修，是一次完美的尽职行为。
人们因为对职业化的新闻记者还不够熟悉，在很多时候由陌生感而产生抵触情绪，从而提出了很多伪问题。比如，“新闻记者的成就建立在人们的难堪和痛苦之上”。那么，很多作家的成就是否建立在人类的苦难之上呢？法官的成就是否建立在社会的不公之上呢？又比如，“政府部门正在调查（或者法官已经判断）的事情，记者为什么还要干涉呢”？
事实上，职业化分工之后，新闻传媒并不从属于某一系统，而是和其他系统一起，各自运作，从各个方面共同支撑着整个社会。又比如，新闻报道应该具有建设性而不是批评性。这是一个广为传播的伪问题。事实上，“建设”和“批评”从来就不是一对反义词，就舆论监督的本质来说，批评性就是建设性。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前现代问题与后现代问题可能并存，比如整体尚未职业化的新闻记者可能同时存在个别过度职业化的问题。无论如何，这还不是目前的主要问题。
长平（上海学者）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