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蓓

　　由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突出特征和对伦理与政治的重视，以及近现代湖南军政强而科技弱的人才结构，使得潜藏于湖湘文化深层的科学主义被人忽略。笔者过去也认为，湖湘文化一味讲求实用，缺乏为求知而求知的超脱精神。然而细究之下，又使人感到，湖湘文化的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个人对科学的态度是不同的，笼统地认为湖湘文化缺乏科学理性精神并不客观，应该对具体学说或思想家作具体分析。

　　湖湘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科技价值观无疑是经世致用的工具主义，这也是当今世界以及古代和现代中国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其特色是将科学技术视为发展经济、稳定政治、加强军事、教化人心的工具，看重的是科学技术的效用，而非其本身。在主流之外，最重要的科技价值观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主义。其特征是不以是否有用来评定科学技术的价值，而以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为唯一目的，探索之外，别无他求。在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中，不乏一面念念不忘经世致用，一面又具有超越世俗与功利的科学主义精神气质的思想家，如曾国藩、毛泽东等。

　　曾国藩是公认的经世致用大家，但如果仅此而已，也就只能从制器与技术层面上认同西方科学技术。而对儒家格物致知学说的深刻体会，为他从纯粹理性的层次上认同西方科学技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曾国藩对“物”的理解极为宽广，认为“天地万物皆物”，都值得“穷究其理”。这样来理解格物致知的对象———“物”，就打开了通向自然科学的大门，打开了通向“为学问而学问”、“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主义的大门。

　　1865年，曾国藩批准捐刻西洋纯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并欣然为之作序。序中关于数学中“象（形）”、“法”、“理”的精辟见解，即使今天读来也不能不视为数学史的佳作（曾之次子纪鸿成为名重一时的几何学家决非偶然）。同年，曾国藩等人创办江南制造局，并很快超越实用的狭隘境界，建立起两个具有科学理性色彩的附设机构———兵工学校和翻译馆。他看重的不仅是用器与制器的技术，还有用器和制器的所以然之理，其见识大大高于同为洋务派重臣的左宗棠和李鸿章。

　　比之曾国藩，毛泽东则在注重研究社会实际问题之余，表现出更加超脱的纯科学兴趣。世间万物是由什么构成的？它有最小结构吗？如果有，那是什么呢？毛泽东是无数想探究这一奥秘的人中的一个。

　　1955年，毛泽东将思维伸向理论物理的前沿。他对钱三强说：“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质子、中子、电子仍然是可以分的……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1964年，在与周培源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的科学主义兴趣伸展得更广：“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毛泽东的科学主义猜测与物理学理论的发展和中外许多科学家的思想不谋而合。1977年，在第七次粒子物理学会上，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提议将预测中的更深层次的物质命名为“毛粒子”，他说：“今天所剩下的真正的基本粒子的候选者只有夸克和五种不同的轻子，或许将来还会发现更多。……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层的统一。”

　　在湖湘士人中还有一大批既好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又喜纯粹理性思辨的思想家，如王夫之、郭嵩焘、谭嗣同等等。只可惜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不能不崇尚务实而淡漠难解近渴的纯粹科学理性，而后者正是推进基础科学研究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我们应该把隐匿于湖湘文化中的科学理性精神挖掘出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新湖湘文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