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9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向中国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赔偿1.9亿日元。在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一位中国律师持续8年的不懈努力。

　　苏向祥，34岁，今年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受害者的“中方律师”。从1995年起，他用8年时间自费调查取证日本遗留化学武器问题，共接触芥子气受害者 200多人，取证 1000余份。为受害者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两次以民间身份起诉日本政府。

　　至今中国公民对日战争索赔案件已达23起，9月29日的这次判决是惟一胜诉的化武案件，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走过8年艰辛路，一审迎来全面胜利

　　记者：从着手调查到案件胜诉，经历了8年，这8年中最艰难的经历是什么？又获得了哪些支持？

　　苏向祥：8年前起诉的两个案子今年都得到了判决，今年正好发生了“8·4事件”，引起了媒体等各界的关注。从1995年着手调查，1997年提起诉讼，今年的5月15日进行判决，那个判决认定了所有的事实，9月29日的判决，我们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从1996年提起诉讼，1995 年开始调查，经过8年，我们一审迎来了全面的胜利，目前日本政府正在上诉。

　　诉讼和调查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因为这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事件的跨度从1950年，一直到1982年，进行了七个事件的调查。有些事件没有办法获得证据，我们为了获得证据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所有的间接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但无论是5·15还是9·29判决，对整体事件的事实部分，都全部予以认定，包括历史资料。因为化学武器的事件和别的事情不一样，日本政府一直生产化学武器、使用化学武器，而这一直隐瞒到1992年，1992年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我们通过诉讼，把历史的真相还原出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证据是一方面，现实的问题还是很多的。比如，受害人，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很少，他们的家庭非常困难，我们的调查取证工作没有各界的支持，也没有费用，这样就限制了我们调查的范围和领域，因为中国还有2000多个化学武器的受害者，我们将来要进行全面调查。另外，从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压力。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又获得了哪些方面的支持？

　　苏向祥：日方的民众给予的支持很多，也得到了日方律师的全面支持，日本律师有300多人支持我们的诉讼，几千普通日本市民也来支持我们的诉讼。相对来说，中国这边的支持就比较弱一些，但是今年以后就好多了，以往是很艰难的，尤其是不被广泛理解，今年5·15判决使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诉讼，8·4事件把它推向了一个高潮，9·29胜诉是对我们以往工作的肯定。8·4事件，两国政府进行了不懈努力的谈判，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除了国家的努力，这和民间普遍的声音也是分不开的，8·4事件后，中国的民众搞了一个网络签名，100多万网民签名的请愿书对日本政府来说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所以8·4事件达成了政府之间的协议。

　　跳出判决结果，看待诉讼意义

　　记者：您对关注日本遗留化学武器问题的中国观众、网友，最想说些什么？

　　苏向祥：9·29判决是划时代的判决，所以引起了更多更广泛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已经工作8年了，而取得成果时得到了大家关注，在没有取得成果时，大家的关注很少。所以我们希望更多人关注我们的过程，跳出案件判决的结果，看待我们诉讼的意义。

　　因我们的诉讼可以让日本的国民和政治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无论是5·15或9·29判决，都达成了这样的效果，有了正确的认识，日本的政治家才会考虑全面解决化学武器的问题。日本民众和中国民众才能真正地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相互友好的目标。

　　记者：这次入选“今日说法”年度法治人物，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苏向祥：我们工作8年多了，这个荣誉是对我们8年工作的肯定，与其说关注我，还不如说关注这个事件，我是这个事件自始至终的总导演，探索民间解决化学武器遗留问题的途径。

　　8年多，现在看待这些判决，还有法治人物的入选，只是全面解决化学武器问题的开端，2003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度，只能说是作为一个起点，重新给自己“归零”，重新回到调查2000个化武受害者的工作中，从关注每个受害个体的角度上考虑。另外，入选法治人物对我以后调查取证工作会有一定的帮助，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

　　我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项工作的意义，下一步，您还有一些什么计划和打算？　　

　　苏向祥：现在，在对日关系上，尤其是日本民众和中国民众，存在着难以沟通、难以理解的状况，我们的诉讼可以使中日两国国民广泛地进行沟通，达到相互谅解的目标。

　　对日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的过激声音，我不赞成这样的看法。我们从历史的、法律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日两国的遗留问题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可以解决的，这体现了法的一个本质和精髓。我们在诉讼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法律上的障碍，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我们就用法的基本理念去解决问题。我们说服了日本的法官，我们认为，法的精神和本质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尤其是解决中日关系的热点、难点问题一个有效的途径。我反对对日关系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网络上的漫骂，对于中日两国关系没有好处。

　　我们要反对的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对于中日关系，日本的民众和日本的政治家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很多民众不了解这一段历史，不了解真相，我们想把这段真相，通过诉讼，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对这些人是可以说服的，让他们去了解真相。

　　日本政府从来都是隐瞒这段真相，在没有了解真相的情况下，谈中日友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诉讼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日本的政治家也不全都是“歪嘴”的政治家，有一部分人还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对日本政府斗争也好，“抗日”也好，都是对一小撮右翼势力，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解决一切遗留问题。才能达到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期望的目标。

　　我们的诉讼还能够达到预防8·4事件发生的作用。在诉讼过程中，通过中日两国民众的交流，日本在侵华期间了解遗留化学武器真相的老兵都勇敢地站出来，指出遗弃化武的地点。目前我们发现了八条线索，这对预防有着重要作用，最近，我们就请埋藏化武的老兵到中国的埋藏地点进行指认，然后我们划定大概的范围，将信息通知中国政府，由政府进行勘察。

　　而日本政府在如何防止8·4事件的发生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们通过民间的行动可以给日本政府提供一个典范。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如果他们做的话，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的目标是端正历史认识，救济受害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我们已经跳出了案件本身胜诉或败诉的狭义的概念。

　　化学武器的全面解决，在中国国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何把1945年到现在的所有化学武器受害者进行调查，让社会公众对他们进行个体关注，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目标。

　　在采访结束时，苏向祥告诉记者，对9·19判决，日方已经提起了上诉，但他坚定地认为，日方必败，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法理上的突破，他目前最需要的是理性的帮助，在12·4“今日说法”法制宣传日特别节目中，他将向全社会公布自己家中的电话，希望了解侵华日军遗害线索的朋友给他打电话，支持他们的工作。他的行动宣言是：用法律的武器来寻找公平。

　　来源：中央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