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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知道一个诗人，世界历史是惟一的诗人——马克思

　　文/朱学勤

　　1914和1939年，德国发起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失败，失败中产生魏玛宪政；第二次毁灭，废墟中产生波恩宪政。令人意外的是，魏玛宪政是在本土未受威胁的环境下，自由选举产生，十年之后，全局崩溃；波恩宪政是在外部势力将本土撕裂，军事占领下的产物，却浴火重生，创造了战后世界的经济奇迹；40年后甚至覆盖东部新五州，最终解决了德意志梦想百年的全德统一问题。

　　历史如此吊诡，使得几乎所有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的阐释模式一筹莫展，瞠目其后。

　　德意志——欧洲的“问题儿童”

　　早在一百年前，德国的左邻右舍就惊呼这个民族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平静一些的说法，则称德意志为欧洲的“问题儿童”。

　　“问题”来源于它不幸的地理环境：内部山河切割，不易统一，境内存在的大小公国，曾经比一年中的日子还要多；向外身处中欧走廊，却敞开身躯，没有一条天然山河为国别疆界。这个“问题儿童”的出现，首先就在于它的这一令人不安的地理特征：没有缓冲，就没有安全。

　　“问题”还来源于它奇特的历史：日尔曼这一词语本身是罗马对北方蛮族的贬称，相当于中国南方人所说的“侉子”，却因为这一民族经罗马恩准拥有骑马征讨的特权，看不起法兰西、意大利所属的拉丁语系，更可蔑视中欧平原上更为散乱的斯拉夫流民(奴隶)，傲视群雄。相比英、法，它是最后一个走进现代历史的欧洲大国，却迟迟不愿挣脱中世纪共同体。

　　1871年1月17日，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镜宫接受德意志皇帝皇冠的前一天，还在怨恨他的铁血宰相：“明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我们要为普鲁士送葬。俾斯麦伯爵，这都是你的错！”

　　“问题”还来源于它那些病态知识分子。在那个以浪漫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著称的反启蒙名单上，我们可以读到下列伟人：费希特——呼吁民族神秘起源并以此抵抗法军入侵；黑格尔——以日尔曼国家为世界精神最后终点；斯宾格勒——诅咒《西方的没落》；尼采——鼓吹超人意志；瓦格纳——放纵非理性澎湃热情；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并以此与纳粹合作。

　　“问题儿童”的心理障碍，纠集在因落后而羡慕西方文明，因羡慕而又生嫉恨。

　　普鲁士的道路

　　什么是普鲁士的道路？如果不拘泥于列宁当年的定义，这个概念还是可用：

　　一、崇尚铁血。纳粹崩溃后，法兰克福公共交通曾一片混乱，电车售票员佩戴前陆军中尉军衔，方能维持车厢内秩序。正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所言：这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

　　二、文化优越论加民族主义再加种族主义。正如《大西洋评论》主编泽里希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所言：“那些经过充分启蒙的理智型的国家，会运用民主方式应对危机，美国是新政，法国是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联盟，英国首先是政党大联合，其次是保守党执政，而崇尚反理智的德国人，去寻求了法西斯方式。”一个民族本身落后，却被它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文化自恋的神话，集体记忆中恰好又有以往被欺凌的创伤，突然暴富立刻报复，这就是它最危险的时候。

　　三、以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跨跃式崛起。英国之有幸，很容易成为后起国家实行赶超跨越锁定的目标；英国之不幸，是它的GDP很容易跨越，它的制度文明却很不容易模仿。德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即曾两次跨越英国：第一次是俾斯麦后期，第二次是希特勒时代。如此崛起，将技术模仿甚至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由此而遮蔽政治文明，成为制度层面后发劣势。两次跨越不列颠的是德国。

　　四、个人责任移交给国家、团体、集体等一切可以被称为父权的共同体，总之是移交给“社会”。德国的地理位置处于俄罗斯与西欧之间，德意志的社会传统也处于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

　　普鲁士道路具有超越一国疆界的普遍意义。此前人类只知道两类现代化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二是法俄模式，从此出现一个异类：以此“道路”命名的德、日模式。连中国都受此诱惑，三十年代的南京政府即曾悄悄模仿过。

　　从魏玛宪政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魏玛宪政几乎来自一个狂热下午的口误。1918年11月9日，德国命运戏剧性转折的一天：

　　上午11点，前方39名将领决定不支持皇帝，对革命进行镇压；

　　中午12点，首相擅自发布皇帝退位的消息；

　　下午3点，社民党党魁谢德曼在柏林帝国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向群众讲话，结束时顺口说了一句：“德意志共和国万岁”。这就是魏玛共和的起源，后人称其为“没有共和者的共和”。

　　魏玛宪政生不逢时，一出生，就遭遇极左与极右政治势力的轮番蹂躏：1919年1月，同一个月里成立的就有“德意志劳工党”(DAP)，纳粹党之前身；斯巴达克同盟与极左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不数日，左翼领袖被右翼“义勇军”杀害。国民议会畏惧柏林为极端政治裹挟，远避魏玛小城，选举社民党艾伯特为共和国首任总统。

　　7月31日，魏玛宪法通过，这是德国第三部宪法(1871，1848)，也是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后的第一部宪法。回报它的是1920年卡普政变，工人组成鲁尔红军，纳粹组成褐衫党，极端政治继续在街头对抗。1925年艾伯特病逝，3月启动选民直接大选，7个候选人无人过半；第二轮再选，78岁高龄的兴登堡元帅颤巍巍登上了总统宝座。

　　政治光谱两极化年代，惟一有可能把这一民族带出乱局的，是拉特瑙主导政府的短暂半年。1922年5月30日拉特瑙出任重建部部长，希特勒于两个月后出任国家社会主义党主席。这两个人分别位于精神世界的两个尖峰：前者来自于文明教养，集三千年欧亚文明于一身，是德意志令人想到天使的这一面；后者则来自一个由小市民暗室、流浪汉收容所、军营行刑室所组合的阴暗角落，令人想到德意志还有魔鬼这一面。

　　拉特瑙风度翩翩，拒绝武装护卫，自由散步于菩提树下大街，6月24日遇刺身亡。几十万人自发参加葬礼，出殡结束后人群不散，黑压压的人群看不见尽头。几十万人默不做声，几十万人要讨回公道，这是震撼人心的力量，假如此时去扑灭那些极右分子，德意志还来得及。但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魏玛政府却反而呼吁秩序和纪律。人群解散了，拉特瑙时代结束了，德意志最后一次自我解救的机会也丧失了。

　　1923年1月23日，法国急吼吼出兵占领鲁尔，“短见”即“短剑”，这一剑插入德国工业心脏，魏玛宪政应声倒地。政府号召全民“消极抵抗”，它自己则听任马克贬值，以逃避凡尔赛逼债。1920年1美元合40马克，至1923年底，合4兆2千亿马克，年底实行货币改革，又回到4点2马克。一来一去，减了12个0，德意志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洗劫一空。

　　马克贬值的另一面，就是纳粹党在国会大选的票箱中升值：1928年2.6%,1932年37%,1933年43%，加上盟党“黑白红”派的得票，刚好过半数。元帅哀求下士组阁，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接受组阁为总理，魏玛宪政寿终正寝。社会心理的崩溃，是比马克崩溃还要可怕的崩溃。如果说魏玛宪政是“没有共和者的共和”，那么此时开始法西斯肃清西方影响的道德运动，无论是水晶之夜，还是柏林奥运会，都是一场“没有革命者的革命”。

　　“革命”以恐怖维持，恐怖有二：一种是革命群众沉醉于胜利之中，犹如脱缰之马嗜血滥杀；另一种是国家机器胜券在握，精心策划，运动群众，借此产生骇阻威慑。民众一开始是畏惧，一旦同流合污，就不再有人愿意想起“畏惧”这两个字。以下摘自最新出版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1914至1933年回忆录》。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描绘雪片莲、雏菊花和稚子放长假的欢乐、初恋时光、童话背景、烤苹果和圣诞树。它们在乖巧、温柔的叙述背后，在字里行间不断呐喊：‘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不受时间影响，回归内心世界了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并没有任何事情对我们造成伤害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什么事情没有注意到吗？请记住这一点，请务必注意这一点，我们向你提出请求!’”

　　什么是洪荒年代？诗人与刽子手共同统治，玫瑰花与绞刑架交叉并立。

　　浴火重生——社会市场经济与波恩宪政

　　1945年5月，欧洲的“问题儿童”终于被欧洲打垮，枪声停止的那一刹那，柏林、德累斯顿、汉堡、科隆一片死寂。

　　占领当局最保守的估计，就算每天拉走1000吨碎石，柏林也要30年才能清理废墟完毕。为防止饥荒失控，美军占领区维持戈林元帅制定的统制经济配给制不变；伦敦工党上台执政，英军占领区倾向经济国有化，青睐左翼领袖社民党舒马赫，限制右翼基民盟阿登纳的活动；法军当局一如既往，只关心如何索取战后赔款，越多越快越好；在东部，苏军立刻建立起他们熟悉的计划经济，毫不客气。德国四分五裂，德国何去何从？

　　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德国境内已经出现形形色色的地下反抗小组。但有一个地下小组不是游击队，不是反对党，而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弗莱堡大学三个经济学教授热切议论敌国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其中一位就是曾经身患小儿麻痹症，却又神奇痊愈的艾哈德。

　　1948年7月的一天，担任美英占领区经管会主任的艾哈德教授，进入法兰克福北郊原法本化学托拉斯公司大楼，应召与美军驻德长官克勒将军谈话。他擅自取消了占领军制定的配给制度，突然开放了自由市场，等着挨训。谈话开始时，将军责问教授，谈话结束时，艾哈德却说服了克勒，同意在西德地区实行亚当·斯密传下来的市场经济。

　　这场谈话是有双重幸运组合的，缺一不可。克勒来自美国佐治亚州，一直记得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后遭受北军的蹂躏，并不断回想如果林肯能活到内战之后，失败的一方将会怎样？

　　德国方面的幸运则来自一个好心的邮差。艾哈德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密谋——他应莱比锡市长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希特勒死后重建德国经济的建议书。盖世太保正在缉捕这位市长并在他家里守候，一个邮递员发现后，没有往市长家投递艾哈德的邮件，而是在信上注明：“收信人已迁走”，退回了发信者本人。他当然不知道他此时救出的一条性命，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明白，艾森豪威尔制定的战后德国4D计划：非工业化、非军事化、非纳粹化和民主化，前两项让德国返回俾斯麦以前的农业时代，仅仅是一个军官的意气用事；后两项具有建设性，但是它们却需要前提：首先在经济上非纳粹化，才能在政治上民主化；没有市场经济的民主化，比魏玛宪政都要脆弱。

　　在市场开放后没几天，市面上出现抢购，一位美国上校质问：“你怎么敢在普遍缺粮的时候放宽我们的配给制?”艾哈德回答：“上校先生，我并没有放宽配给制，我把它取消了！”

　　最初的反对不仅来自社民党的舒马赫博士，也来自英国占领当局。而当西德人迅速从瓦砾堆中恢复生产，很快把实际生活水平超过战后英国(这是第三次超过，是真正的超过)，英国人曾经想不通：“到底谁是战败者？”但是1949年之后，德国经济开始起飞，英国人开始对艾哈德刮目相看。《泰晤士报》发表报道，称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是“亚当·斯密的顽强化身”。

　　德国之幸运，还在于阿登纳和艾哈德同时出现。阿登纳将艾哈德的市场经济换算为竞选语言——“肚皮政治”，成功击败令人敬畏的舒马赫，以73岁高龄出任联邦德国第一届总理。阿登纳喊出来的竞选纲领是：“和平了，保证每天有面包！”基民盟以经济重建为中心，获得1949年战后第一次选举胜利，并在1953年和1957年连赢两次。这14年至关重要，保证了社会市场经济与波恩宪政跨过了不可逆的临界点。

　　在魏纳宪政与波恩宪政之间能够找到的人脉联系，也就这位前科隆市市长了。但是这一职务曾被两个权力褫夺：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以及信奉国有经济的战后英占区长官。在阿登纳故居中有一幅历史照片，记录战后内阁首次向盟军长官汇报工作，所有人都退避在长官办公室地毯之下，只有阿登纳不卑不亢，毅然踏上了那块地毯。

　　1948年盟国建议，让西德境内十一个州的总理起草一份联邦式宪法。阿登纳全程主持了这一过程，历时9个月。次年5月，各州批准了这一草案。因国土分裂，法案不称宪法，而称“基本法”，又因定都于大学城波恩，称波恩宪政。波恩宪政对魏玛宪政既有继承，又有修正。魏玛的国旗是黑、红、金，在波恩得到了恢复；魏玛总统权力过大，比例代表制投票造成小党林立，议会动辄投不信任案以致内阁危机不断，所有这些弊端在基本法内都得到了明确限制。

　　德意志的新生从这里开始。1954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阿登纳为本年度新闻人物。1968年阿登纳去世，德国民众称颂他为俾斯麦以来最伟大的“首相”。此“首相”不是彼“首相”，阿登纳之后的联邦德国，波恩宪政屹立不摇，经济第三次赶超英国，这个给别人带来灾难，因而给自己带来加倍灾难的“问题儿童”终于在浴火中重生，创造了政治民主、经济起飞的战后奇迹。

　    《中国新闻周刊》：六十年：德国人的记忆空间

　纳粹的历史不会被忘记，而新一代的德国人正在走出历史的阴影：这一步，他们整整走了60年

　　本刊记者/朱雨晨(发自德国)

　　5月7日夜晚，2.5万德国人在柏林参加了“民主节”，纪念纳粹投降60周年。人们手持蜡烛守夜，烛光绵延33公里。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奥特马尔·施赖纳说，所有德国学校的学生都有义务去参观集中营，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到深深的耻辱”。

　　二战是这个国家永远不能抹去的记忆。当你走在春光明媚的柏林，不时可见二战的遗迹。

　　柏林目前最大的火车枢纽，也是市中心的最繁华商业点之一，在站台可以看到远处教堂残留半截的哥特式尖顶，像一把折断的宝剑一样指向天空。从菩提树下大街走向弗里德里西大街地铁站，沿途布满当年巷战的弹孔。这些表墙故意没有维修，弹孔都睁着眼睛注视路人的经过，和60年来的历史演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德国先后采访12天，和政要、知识分子及大量普通德国人谈起那场战争。每个人的回答虽然各有不同，却都毫无二致地回答：“德国人曾经做错过。”

　　记者曾经问每一个访谈对象：“如果你生活在30年代的德国，你会不会成为一个纳粹？”

　　每一个人都沉吟着回答：“很难说，真的很难说。但是我敢说，现在绝对不会。”为什么现在不会？

　　答案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记忆中。

　　“我们不会忘记这段历史，在这个前提下恢复正常的国家观念。”

　　1945年4月30日，马库斯·沃尔夫先生22岁。他的父亲是德国著名犹太作家，希特勒上台之后流亡苏联。他在苏联接受的教育，并随着苏联红军一起解放柏林。他说在战争的后期，尤其是进入德国境内之后，他所在的部队一直走在红军的最前列，开着广播车，而他用德语进行广播，告诉沿途的德国人，战况究竟是怎样的。

　　沃尔夫先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看到的柏林：一片废墟和狼藉。当时，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另辟新地重建一个城市，都比清理这个已经成了废墟的城市更合算？

　　马库斯·沃尔夫后来作为一名记者，参加了纽伦堡审判的报道。他认为最后的宣判证明，今后任何政治家，无论地位高低，再也不会以为，再犯下类似的罪名的时候，可以蒙混过关。

　　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夫后来成为东德秘密警察系统的首领，官至中将。他成功地在勃兰特总理办公室中安插了间谍，事件爆发之后，勃兰特总理不得不为此辞职，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总理任期。在这个任期中，勃兰特访问波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时，献完花圈之后突然下跪，表达了整个德国人对当年罪孽的忏悔。1971年，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沃尔夫，现在是一位领退休金的老人。人的命运，就是这样难以捉摸。

　　60年前，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结束。这一天，对于阿登纳基金会现任主席伯恩哈德(Bernhard)而言——“我在防空洞中的日子的结束了。结束之后第一天，是我难忘的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终于可以不熄灯了。”

　　那年他12岁。60年后，72岁的伯恩哈德已经从德国政坛中逐步淡出。他曾经担任法德合作委员会的德方首长，也曾两度参选成为州长。他说他从德国战后得到的教训是：“第一，建立一种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宪法体制。第二，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德国的重新统一，但是如果以失去西德的自由作为代价，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统一比自由更加重要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追问。

　　“是的。但我们不愿意放弃西德的自由，我们要做到在自由中的统一。”伯恩哈德回答说。

　　年轻一代德国人正在逐步走出历史的阴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共同下属的青年组织首领均特·克凌斯(GunterKrings)博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个人不会有罪恶感，因为我没有经历那场战争。但是作为整体概念上的德国人对这件事是要负责的。这一点在外交关系上还非常有意义。”

　　他说对他个人而言，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60年，正在逐渐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像普法战争一样。“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这段历史，在这个前提下恢复正常的国家观念。”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只能换来更多的伤害”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俏皮地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惟一一点就是，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也是在德国，这一句话恐怕已经无法成立。

　　柏林市的最中心，勃兰登堡门南侧，据说就是原总理府的旧址。这里正在修建一个大型的犹太人纪念墓地。这篇墓地由高低不一的石质棺材组成，占地面积非常大。距离这座墓地不远，就是著名的犹太人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中有两处令人触目惊心。一处是大屠杀纪念塔。纪念塔是一个完全空心的不规则四边锥形房间，底面大约20平方米，四面墙壁向中间收紧。这个纪念塔只有一个光源，是在十几米高的一侧墙角开了个小口。在这束惟一的自然光下，整个纪念塔都显得阴森、晦暗而且紧张。每一个游客走到塔中，都会向空中凝望。一侧是遥远的光明，另一侧，在数米高的空中有铁质的梯子，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爬上去是不可能的。

　　除了梯子，整个纪念塔中再无任何展品和装饰，一切空空如也。所有游客都会默然，仰视。如此的构建，象征着犹太人在集中营中的惨剧。

　　另一处是“记忆的空间”，也是一个不规则四边空间，但是有了多得多的光明。底层上铺满了铁质的大小不一平面的头像，每张脸都是一样的表情都是一样的——痛苦、求助、嚎叫……

　　不用说，这也是在纪念大屠杀。游客可以踩到铁质的头像上，慢慢向前走。每一步，都会激起铁质头像之间碰撞之后，又经过墙壁回声而来的铁质撞击声。回声很像脚镣在地面上的拖动，缓慢而沉重。

　　整个犹太人博物馆的藏品，都是在介绍犹太人的历史，除了以上两处，整个馆藏和解说词都没有什么对于那段血腥历史的控诉，代之以犹太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艺术、经济等方面的成就。

　　这一点令记者非常惊讶，也很迷惑。后来，犹太作家泽里希曼(RafaelSeligmann)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我更希望你能在博物馆中看到和解和乐观的展望。对于伤害我们的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只能换来更多的伤害。”柏林工业大学的反犹太人历史研究所所长本茨(Benz)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德国人从小学开始就被教育了解当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小学中学的教育中开始学到民主。学生不是被迫被要求说这是对还是错，而是会自己去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讨论成了一种文化。学生们在学校中就受到训练，用批判、自主的眼光去看，而不是简单地被要求去相信。”

　　本茨本人不是犹太人，父母也没有在战争中犯下什么罪行。他是因为从学校时代开始的讨论，而对这段历史特别发生兴趣，因此将毕生的研究都定在反犹太人历史上。现在，他担任所长的这个研究中心，是全世界惟一的一所。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