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海洋

　　一则鼓舞人心的报道——我国已经提前一年实现“十五”计划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两大指标。但一组有关GDP与能耗的数字还是让人高兴不起来，2002年以来，我国的能源消耗增长一直高于GDP增长，200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即能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尚为0.47，2002年升高到1.19，2003年再上升到1.42，2004年此系数估计高达1.8以上。超过1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所反映的是，我们的高增长是建立在更高消耗基础上的。

　　高能耗似乎不可避免。几年来我国城镇建设飞速膨胀，重工业投资加速，都使高耗能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值中占有更大的比例。另一个角度，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人均能源消费量呈大幅上升趋势。日本1980年的能源消耗量为1953年的7.4倍，年平均增长6.4%。1977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人均耗电量627千瓦小时，10年后的1987年为1525千瓦小时。1988年泰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人均能耗618公斤油当量，10年后的1998年人均能耗1112公斤油当量。显然，维持一份高增长时期的生活，免不了高增长的能量支撑，尤其在电器普及，人均居住面积成倍增加，出行方式由公共交通向私人汽车转化的时代，生活质量的改善似乎全集中在耗费能量的有形物质上，成倍地耗能。

　　来自亚洲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判断。1990～1997年间，亚洲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处于急速发展中的国家人均能源消耗年均增长5.6%，而同期全球人均能耗增长只是1.1%。人口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全导向高能耗。当居民的收入增加时，消耗的能源形式改变了，消耗能源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比如，在泰国，管理层的职员和技术人员的能量消耗是销售人员和服务类职员的两倍，是产业工人的4到5倍。而农民的能耗则非常低。城市化也是家庭能源消耗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农民几乎不消耗商业能源，农村各阶层商业能源在能源消费里所占的比例不及10%。在城市，商业能源消耗的比例迅速上升，在年收入超过18000卢比的最高收入阶层，商业能源占家庭能耗超过了80%。“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消耗能源的过程。”来自国家发改委官员都这样认为，在经济起飞阶段，似乎不能指望不消耗能源。

　　但能源消耗再多，再必要，也不应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否则，就真的是寅吃卯粮了。韩国1980年人均消耗能源是1.2吨标准煤，到了2003年，人均消耗达到4.5吨，翻了两番，年均增长率达到7.5%。但自1999年至今，从没有一年能源消耗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的速度，而单位能源消耗一直维持在稳定水平。而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4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处于剧烈波动之中。在这27年中,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有4年大于1,有4年小于零,其余19年大于零小于1。如果勾勒出一幅能源消耗与GDP产出的图画，27年中我们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为0.52，单位GDP产出中的能源消耗呈显著的降低，其中1981年和1997～1999年间甚至是总能源消耗减少，能源产出增加的大好局面。可偏偏到了现在，也就是2002～2004年，再加上1989年一个单独的年份，我们的能耗增长超出了GDP的增长。

　　2002年以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除了直白地理解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更粗放了，也可能是另一个因素，即统计数字出了问题:要么是GDP增长数字被低估，要么是能源消耗的增长被高估。当弹性系数以如此大的偏差背离均值时，下一个简单的断语未免会失之偏颇。2002以来，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产业迅速扩张，能源消费开始快速增长，2002～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3.5%，是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高耗能的重工业使能源消耗超常增长，加之居民生活消费的能源快速增长导致整个能源消费增长加快。这些，构成了本轮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蹿升的本质，据测算，2004年我国每元不变价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为0.492公斤标准煤，比2001年上升了55.2克。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能源紧张加剧了供求矛盾，使得能源从供求到运输到销售价格飞涨，几年间煤炭的价格上涨了3倍，石油的价格更是翻了番，一片繁荣下，有关能源的统计数字很可能出现被夸大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系数的偏差。

　　增长模式粗放了也好，数字出了问题也好，我们的确正在经历一场高消耗高产出的工业化时期，弹性系数持续处于虚亏状态，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没后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