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瞭望周刊记者 袁 元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各地的成千上万个纺织企业突然在初夏的空气中感到阵阵寒意。
5月13日，继4月4日美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决定对中国出口的棉制裤子、棉制针织衬衫、棉制及化纤内衣自主启动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调查程序后，美国商务部宣布，美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ＣＩＴＡ正式决定对这三种产品采取特别限制措施。根据这一决定，这三类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今年最多只能增长7．5％。18日，美国又对从中国进口的男式和男童棉织和人造纤维衬衫、人造纤维裤子、人造纤维针织衬衣和外衣以及精梳棉纱等四类纺织和服装产品重新设置进口限制。
而在此前的4月24日，欧盟也宣布对我国的9种纺织品予以调查。5月17日，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则称，若中国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Ｔ恤和麻纱这两类纺织品的出口，欧盟将会对这两类产品实施“紧急特保”措施。
今年1月1日起全球纺织品贸易告别配额时代，然而后配额时代的第一个春天里，美欧频频出台的“特别限制”却给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市场带来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众多中国纺织企业也随之卷入了贸易争端漩涡。
动用“特别限制”不符合242条款
美欧对我国纺织品频频发难，所依据的正是《中国加入ＷＴＯ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纺织品特殊限制措施）》。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金伯生告诉记者，根据242条款规定，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2008年12月31日止，如果中国纺织品在进口国由于市场扰乱威胁阻碍贸易的有序发展，则该进口国可以提出磋商请求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在收到磋商请求后，中国应主动控制相关产品的出口数量。如磋商不能达成一致，则进口国可以单方采取限制措施。
现在美方对中国三类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实施了最多只能增长7．5％的限制正是启动了这一条款，7．5％的限制将保持到今年的12月31日。而下一步是否会采取其他限制措施，则取决于双方政府的谈判磋商。
242条款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就纺织品问题作出的承诺，条款的初衷是为了使2005年纺织品配额取消以后，纺织品能够平稳顺利地实现一体化过渡，在保证发展中国家彻底结束不公平配额体制的同时，保持全球纺织品贸易的有序发展。
那么，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是否符合242条款原有的宗旨呢？谈及此，金伯生认为，242条款明确规定进口方设限必须依据详细的事实。但美方启动调查和设限的依据却主要是引用民间团体的初步数据，而不是官方正式数据，这种数据不能反映中国纺织品出口的真实情况，不能证明中国纺织品对美国造成“市场扰乱”。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中启动242条款的前提条件，更是背离了世贸组织倡导的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精神，违背了世贸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美国在配额取消仅四五个月内就开始对中国设限，这种做法对于中国企业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正如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所说，如果没有相关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很可能在2至4个月用完设限数量，可能导致年底前3至5个月内不少企业陷入停产窘境。
其实，欧美设限的后果，早在今年春季广交会“订单危机”中就初露端倪。广交会一向是纺织服装企业接大单的大好时机，然而，今年的广交会纺织服装摊位却出奇地冷清，纺织品特别是袜子、胸衣、针织衬衫等“敏感商品”的成交额，因受到欧美“特别保护”调查的影响，仅增长了5％左右。由于形势扑朔迷离，企业根本不敢接6月份以后的订单。从长期来看，这对中国棉纺织生产链都会造成不利影响。
金伯生分析说，纺织品配额曾是一个长期累积的问题，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比较有意见的问题。在1995年ＷＴＯ成立之后，把对于纺织品限制全部归于《纺织品与服装协定》，ＷＴＯ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呼声，规定10年后取消配额。配额的消亡，实现一体化，长达几十年的纺织品贸易扭曲体制得以消除。这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是现行多边贸易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众多发展中国家为此作出了重大让步。从ＷＴＯ精神上说，这也是为了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因为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是，发达成员在绝大多数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拥有资金、技术密集型优势，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只在纺织品等少数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且这种低附加值的产业，关系着发展中国家数千万低收入者的生计。美欧等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做法显然有悖于新一轮贸易规则的标准。
中国纺织品出口量增价跌的背后
纺织品出口数量的激增，是美欧等国设限的主要理由。对此，金伯生告诉记者，一方面由于长期受配额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深受压抑，配额取消后部分产能得到释放，短期内增长是自然的。
另一方面，这也与美欧等国在过去的10年中逐步减少配额不力有关。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于纺织品贸易配额取消为发达成员设立了长达10年的过渡期，明确要求其分阶段将其纺织品配额体制纳入贸易自由化进程，逐步减少配额。但美欧等发达成员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拖延，对自身纺织业实行过度保护，美国、欧盟分别将90％和70％的配额保留到10年过渡期的最后时刻才取消。
正如我国商务部发言人所说，这不仅剥夺了广大发展中成员在过渡期内理应享受的正当权益，而且直接导致一体化后国际纺织品市场短期内的波动。对于欧美等国将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却变成过渡期末的震荡的做法，国际社会也多有批评。
对于年初出口的增长，金伯生感到这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他认为，增长的速度也并不是很惊人的。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前4个月中国纺织品对全球出口增幅为18．4％，比去年同期低5．3个百分点，其中对美欧出口分别增长71％和48％。“这种增长大多源自欧美进口商的大量需求，这本身是一种市场行为。”金伯生告诉记者，应该看到增长背后的暂时性因素，这种现象会逐渐趋稳。
而在数量激增的同时，相伴而生的是价格的回落。一体化后，在自由贸易体制下，配额成本的消除必然导致价格下浮，而从中得益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进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对于生产企业而言，也会相应地通过数量的增长来弥补价格的下降，这也是市场自发作出调整的结果。
事实上，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增长与包括美国、欧盟、韩国、日本在内的在华外资企业密切相关，外资企业的纺织品出口占到总出口1／3以上，今年取消配额产品的出口增量的70％也是外资企业完成的，而且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大多是贴牌、定牌生产，中方只赚取不到10％的加工费。
因此，面对“特保”，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进退两难之际，欧美也未必一定就能从中获益。“目前我国积极引进外资政策不变，欧美等国如果减少摩擦，其实也是给外资企业对华投资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宽松环境。”金伯生如是说。
发达国家应对自身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事实上，为应对纺织品“后配额时代”的到来，中国早在去年12月出台相关调控措施，规定从今年1月1日起，对外衣、裙子等六大类出口纺织品148个服装税号采取从量计征2％～4％不等的出口关税，对不同的贸易方式、不同的出口市场适用统一的税收政策，以防止大量廉价纺织品大量涌进欧美市场。同时，还主动采取了调低出口退税率、实行自动出口许可、下调进口关税税率、公布涉及28种纺织业的禁止投资目录、推广行业标准等10项举措，并已取得效果：去年中国纺织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同比增幅由年初的151％降至年底的26％。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内销增长28．04％，高于外销增速6．14个百分点。应该说，国内需求正在逐步成为纺织服装行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欧盟等主要进口方在一体化10年过渡期内的不作为。美国在10年的过渡期内并没有采取措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竞争力，反而通过不合理安排予以过度保护，将价格最具敏感性的、50％以上的配额产品在最后一分钟取消配额限制，这种行为给美国纺织制造业带来阵痛是必然的，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也将损害美国国内商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根据专家测算，假如美国和欧盟在过渡期内每年对受限类别提高1％的进口增长率，一体化后的进口增幅就会减少100％。而在当前的形势下，即使对中国产品重新设限，也不能解决美欧国内的问题，相反还有可能受到其他供应方的冲击。
谈到这个问题，金伯生认为，发达国家也应该对自身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他举了日本的例子告诉记者，1991年，日本的毛巾企业呼吁政府对华采取设限调查，理由是日本的中小毛巾企业认为中国毛巾的大量进口使他们生存困难。按照ＷＴＯ规则，保障措施的时效为3年，日本的毛巾企业因此认为只要政府能够给他们3年保护期就足以解决问题了。但是当中国的研究者反问他们，在保障之前已经有了多少个3年的时间了？日本的毛巾企业最终意识到，实际上，其竞争能力低下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十几年了。“那么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又怎么能确保用3年的时间能够解决呢？”最近几年，日本的跨国公司、研究者也都认识到，前些年日本政府对夕阳产业采取的保护性的产业政策是错误的，如今已经开始调整。“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日本，其他发达国家也应该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下一点功夫。”
从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来看，金伯生认为，各国加强沟通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确保一体化的平稳过渡。发挥各自的优势，趋利避害，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同时，他还建议在政府协商之前，首先要通过民间协商，行业组织要通过对话交流，为企业合作搭建平台，加强贸易投资促进。“一味地制造摩擦是简单的，但是解决摩擦是复杂的，尽量不要制造摩擦，通过加强友好协商、通过对话缓解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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