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政府官员专断决策，最形象的比喻是“拍脑袋工程”，仿佛一纸决定是谁谁一犯困一拍脑门就OK的。其实这话够寒碜，按现在政府行事的决策程序，绝不至于哪个领导如此独断专行。任何稍重大一点的决定大凡也是五次三番的大会小会议到最后的。不敢说集群众的智慧，起码也代表了决策层的集体意志。

　　但“拍脑袋工程”的揶揄依然盛行。笔者以为，这是由于某些工程项目一经推行，确实又经不起推敲，让天下人都感觉制定政策的人犯糊涂。

　　比如说这几天被人说得沸沸扬扬的宿迁“禁桌令”。相信这个促廉规定绝不是哪个人心血来潮一拍脑袋瓜子的产物。没有一定的调研、论证和磋商过程，文件不可能郑重出台。说它“拍脑袋”，我想不是冲着它的初衷和程序，而是冲着它的合理性、合法性。为防止领导干部、公务员等借婚宴之机敛财，限定婚宴只能官员5桌群众8桌以下，从动机上看无可厚非，而且足见当地纪检方面为了遏制日益猖獗的人情腐败动足了脑子，想尽了法子。此法可能真对当地有奇效，但正如专家们说的，以一项制度破坏另一项制度，以一种法律违反另一种法律，其得失之比可能被当地官员们忽略了。从限制公权力到侵犯私权力，从规范公领域到涉足私领域，其间你即使有再大的政绩，也违背了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的原则，更甭说这一项已涉及普通公民权利的制度设计未经真正的民主决策程序即人大审议，当然也谈不上民主执政了。而且，从操作上来看，这终究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缺陷，治得了一事治不了全部，治得了一时治不了永久，也即治得了标治不了本。你限制了婚宴，他可以办其他什么宴；你限制了桌数，他可以扩大桌的容量。因此，这一反腐设计从层次上来说是低档的、粗放的，无异于“拍脑袋工程”。

　　然而，事情总有正反两面，仿佛为了验证宿迁“禁桌令”的必要性，昨天媒体就曝出安徽明光市卫生局长张学明利用职务和影响，为儿子大办婚宴58桌，收受礼金9万多元的违纪事件。张学明大概也就是冰山一角。这些年，某些领导干部利用婚丧嫁娶大肆敛财已不足为奇，用文件的形式强制限定婚宴规模，对遏制此风不可谓不灵。有人因此拨乱反正说，不要轻易否定“禁桌令”，宿迁的做法值得推广。

　　与“禁桌令”的出台层次不一样的，是圆明园防渗膜的决策。这个决策并非几个园领导一碰头一咬牙就定下的，也先后召集了专家论证会和调研会，但它还是被大部分专家和市民斥之为“拍脑袋工程”。昨天又有最新消息说，在“中国经济名家讲坛”上，7位水利、生态研究、水资源研究专家一致提出，反对停止圆明园防渗工程，支持早日复工。在现场发言的一位专家说，如果说4月13日圆明园听证会上是停止工程的呼声“一边倒”的话，我们今天的发言也是“一边倒”。

　　专家们忽左忽右的“一边倒”，不仅让咱们普通百姓犯糊涂，相信圆明园当家的也是晕乎。就像宿迁的“禁桌令”一样，先是群起而攻之，继而又有人叫好。这让当地的官员如何是好？

　　然而，笔者认为，“拍脑袋”不行，但“竖耳朵”倒不是坏事，道理越辩越明，事情越曝越透。关于“禁桌令”的大争辩，不仅让宿迁当地的官员引起依法行政的思考，也可以警策天下所有的迷宴贪官；关于防渗膜的大论证，不仅让全中国人进行了一次生态大教育，同时也让一个投资几个亿的财政工程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使它拒腐防蛀，何乐而不为呢？(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