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原本当是促进沟通、化解矛盾的外交活动，在中日关系的特殊氛围下，反倒成为战场。出于对日本首相小泉最近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多出不逊言辞的强烈不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取消了同小泉的会见而返回国内，一片哗然的日本政界与新闻媒体则对此大加批评中方的“无礼”。在接连两天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中国高层对日的罕见强硬姿态成为最热门的提问话题，发言人孔泉也以其少有的犀利言辞与反问回敬屡屡意有所指的日本记者。针锋相对的措辞与外交姿态，暗示着一冷再冷的中日关系可能丧失了对话沟通的共同前提，总有机会回暖的乐观期待，随着日方对历史认知的执迷不悟，可能要让位于两国关系长期趋冷的心理准备。

　　中日关系常常因为历史问题而陷入紧张，中国政府与民间也屡屡呼吁和要求日本朝野正视历史。但日本政府近年来的一再表现，以及小泉四度参拜靖国神社所折射出来的日本民意，无疑需要中国来思考这样两个问题——日本能否被成功说服而端正历史认识？如果日本不打算正视历史，中国又当如何相待？

　　日本有舆论认为，中日关系如今难以再现上世纪80年代的友好状态，是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高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否得当，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如何，此处不作讨论。但日本朝野对于历史认知问题的态度渐变而终至现今的激烈强硬，却是宜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来作解说的。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与经济外交成就，积半个世纪的时间经纬，而令“超越战后”的日本国民意识日益浓烈——表现于民间，是普遍性的“我们不必活在历史中”的心态，频频引发邻国愤怒的日本教科书事件应归于这一个层次；表现于官方，则是时下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勇猛诉求。小泉置邻国的激烈批评而不顾，先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正是因为他活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中，而且要为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代言。

　　甚至可以说，日本这样一种“超越战后”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处在一个勃发的历史阶段而尤其强烈——既然日本舍弃了以“反省”来“超越”的路径，就必然会越来越坚持以“对抗”来“超越”的选择。因此，邻国的抗议与批评，对此的消解力度有限，而刺激效应显现。而外交上的压力，如对日本“入常”设定就历史问题认错道歉的前提，在日本朝野将“对抗”等同于“超越”的心理背景下，只怕也奏效不多。也正是如此，说服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道歉固然困难，而劝阻小泉不要再做伤害邻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亦是不能。所以两国化解误解虽然需要多多交流沟通，然而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无疑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在日本认知历史问题上进行对话的逻辑“铁幕”。

　　长期以来，人们愿意拿德国来比对日本，更愿意拿法德关系来期许中日关系的未来。地区性合作营造出来的相互依赖与共赢局面，无疑是能够有效地避免日后的冲突。事实上，中国21世纪的国家战略依然在于国内的发展，对于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期待能够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而可以展开有利于彼此的双边合作与亚洲经营。23日吴仪在东京发表演讲，纵论“亚洲的振兴与中日两国的共同责任”，已经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这种愿景。但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共同责任”，并不能自动地解决两国之间现存的这个历史问题。

　　面对一个不愿正视历史的日本，中国显然要做好长期的心理准备与应对策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