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团伙中的每个孩子都有流浪的经历，所以在这里虽然设施简陋，但比起流浪街头的日子，这里被他们称为自己的家。

　　记者：谁照顾大家啊?

　　小鹏：照顾是不用照顾。都是非常自觉的。早上这个屋全部人洗了脸，就该叫那个屋、那个屋一个一个轮流过来，洗脸、刷牙、洗头。

　　记者：然后呢？

　　小鹏：转着玩。玩到下午一两点，开始在周围上班。

　　记者：你们把什么叫上班？

　　小鹏：就是出去偷东西叫做上班。

　　解说：除了上班这种隐蔽的称呼以外，他们另外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偷盗行为，叫做跳槽。每天中午吃完午饭之后就是他们跳槽的黄金时间。

　　记者：多的时候一天能去几次?

　　小鹏：能去十几次。

　　记者：你多长时间去偷一家？

　　小鹏：二十分钟在这边，东西先放在这边，然后在隔壁再拿，一家一家的。

　　记者：可是你们只有几个小孩儿，你怎么把东西运回来？

　　小鹏：运到这个房间里来，喊辆车拉着就走。

　　记者：你打个比方说吧，那一个月里头，你们有多少个手机，拿了。

　　小鹏：最少有二三十个。

　　记者：你们自己人手一个吗？

　　小鹏：一人手里边两个，平常吃核桃都用手机砸。每个人手里拿的全是照相手机，全部是好手机。

　　记者：你们最有钱的时候，一个人身上能有多少钱？

　　小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两万，每个人都有银行卡。

　　记者：有穷得一分钱没有的时候吗？

　　小鹏：有。

　　记者：那时候怎么生活你们？

　　小鹏：赶紧出去上班挣钱。

　　记者：这些15岁的孩子 12岁的孩子,他们怎么能够有这种入室盗窃的经验呢？

　　景慧阳：家庭因素有关。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景慧阳：因为从我们现在调查了解的情况，这部分孩子，大部分孩子家里面或者父母双亡，或者父母离异，或者是单亲家庭，或者是父母长期在外打工，无人照管。造成他们长期流荡在社会，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经济来源怎么办呢？只有去靠偷。

　　解说：就这样，从一开始，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尝试犯罪，在这种强烈的生存需要得不到基本的家庭关爱和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开始铤而走险，以不合常规的手段去谋取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逐渐发展为习惯性犯罪。

　　记者：你们平常把东西卖了之后，后来钱回来大家怎么分呢？

　　小鹏：就是五五分成，每个人都是平均的，不会让你少。

　　景慧阳：用在什么地方啊？

　　小鹏：吃饭。吃饭天天都是大酒店、宾馆，哪儿都跑。吃饭一天吃三四顿，喝酒喝好几回。

　　解说：逍遥的日子麻痹了每一个孩子的神经，他们彼此依靠，互为兄弟，喝酒、玩游戏、盗窃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而本该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关爱的父母，在他们的头脑中成了陌生和憎恨的概念。

　　郭海滨：从小到大是俺妈把俺和俺妹两个养大的,俺爸从来没管过我一天。

　　记者：你觉得你需要父亲吗？

　　郭海滨：不需要。

　　记者：那你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

　　郭海滨：根本没有父子之情。

　　记者：你现在还把这十几个人当成是你的朋友吗？

　　郭海滨：兄弟永远都是兄弟，不管走到哪里。

　　记者：你为什么称他们是兄弟？

　　郭海滨：不管我们几个犯了啥法，最起码我们几个在一块儿曾经开心过、快乐过。

　　记者：你觉得你们原来也都是小孩子,也都互相不认识，把你们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一起出去偷东西之外，还有别的吗？

　　小鹏：就是平常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就比如说他一个人咳嗽或者感冒，另一个人不管你俩平常关系好，还是关系赖，他一定会关心你，这么多人都会一块儿来关心你，就不会叫你再出去。

　　解说：在这个犯罪之后的庇护所里，他们得到了很久没有体会到的关怀和温暖，两个月前，当他们被登封警方抓捕遣散之后，现在，他们又在靠什么维持着基本的生存……

　　解说：在这个大部分是未成年人的盗窃团伙中，几乎在每个涉案现场都负责打前战的“小蛋子”竟然是一个刚刚12岁的孩子。据警方提供的线索，两个月前他被送回了老家，洛阳伊川。

　　村民：一直正北。

　　记者：正北还要走多远？

　　村民：还有三公里。

　　记者：杨村长吗？

　　杨永利：是。

　　您好，我是中央台柴静。打扰您了，我们到这个村儿里想找一个叫小蛋子的小孩儿，大概十一二岁，有这个孩子吗？

　　杨永利：有。

　　记者：现在这个小蛋子在哪儿啊？

　　杨永利：在大洋沟。

　　记者：在村里吗？

　　杨永利：在村里。

　　记者：从这儿过去？

　　杨永利：就是从这儿过去。

　　记者：有多远能到？

　　杨永利：大概有二里地。

　　记者：那您带我们去找找他？

　　杨永利：好。

　　记者：村长告诉我们，三个月前是他接到公安局的通知后，把小蛋子领回村子的。五岁就成为孤儿的小蛋子现在被安置在村子中自己叔叔闲置的房子里。

　　记者：小蛋子。

　　杨永利：这不是嘛。

　　记者：哎哟，睡觉呢？小蛋子吗？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看看你。睡醒了吗？

　　小蛋子：睡醒了。

　　杨永利：那行，等会儿你收拾收拾，然后咱们聊一聊。

　　小蛋子：好。你先出去让我起来。

　　杨永利：好。

　　解说：村长说过去的两个月是他第一次在村里住这么长的时间。小蛋子5岁时父母双亡，姐姐是他唯一的亲人，但几年前姐姐外出打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记者：为什么奶奶去世了,你就不上学了呢？

　　小蛋子：奶奶去世了，我就没有地方吃饭了。

　　记者：你那时候拿过别人家东西吗？

　　小蛋子：没有去登封之前，在家里没有拿过东西。

　　记者：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村子呢？

　　小蛋子：我去跟人家要馍馍吃，人家不给，都说我。

　　解说：小蛋子成了孤儿以后，吃饭一直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每到夏天他都会一个人跑到郑州靠捡瓶子卖钱为生。后来小蛋子流浪到登封，在街上认识了二光头和小鹏。

　　李群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偷人家东西，被人家逮到了，就从那儿我才认识他的。当时他没钱吃饭，我看到他可怜，给他掏了点钱让他买了几个烧饼吃了。从那儿以后，我们就一块儿，成天四个人，一块儿办坏事。

　　记者：你为什么要帮他呢？

　　李群峰：：因为我看他可怜，再一个我自己也这样受过（罪）。我刚出去的时候，也是没有饭吃。

　　小鹏：小波天天欺负他，然后我去欺负小波。

　　记者：你为什么要护着小蛋子呢？

　　小鹏：因为毕竟这里边就小蛋子俺俩儿可怜，没有父母的感觉，不是你本人，你根本感触不到。

　　记者：你把他们当成什么人了？

　　小蛋子：像当家人一样。

　　记者：你把他们当成家人？

　　小蛋子：嗯。

　　解说：兄弟们的照顾让小蛋子不再感到孤独。渐渐的，他把自己交给这些可以让他吃饱肚子的人，小蛋子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个盗窃团伙，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

　　记者：你第一次去偷还记得吗?

　　记得,怎么能忘。头一次我都没有进人家家，我在外面。

　　记者：你为什么不进去呢？

　　小蛋子：我老害怕。

　　记者：那你第二次进到人家家里的时候，这时候你不害怕了吗？

　　小蛋子：不害怕。

　　记者：为什么不怕了呢？

　　小蛋子：第二次我看他们待在哪儿，我就待在哪儿。

　　记者：第三次去的时候呢？

　　小蛋子：第三次去的时候我就上去了。

　　记者：以前在村里的时候，你没有东西吃，但是你也没有去偷过，为什么后来可以呢？

　　三四十块钱花完了，没有地方吃饭，只能跟着他们。

　　解说：在已经查证的180余起盗窃案中，小蛋子凭借敏捷的身手，几乎每次都是他最先跳入院墙将门锁打开。由于他的年龄小，被盗窃团伙的其他成员视为保护他们偷盗免于处罚的盾牌，小蛋子也渐渐地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记者：你喜欢那种生活吗?

　　小蛋子：也有点喜欢。

　　记者：如果不偷的话，你没有别的方式生活下来吗？

　　小蛋子：没有。

　　记者：如果有一个家庭的话，你会不会离开学校？

　　小蛋子：不会。

　　记者：你会不会去登封？

　　小蛋子：不会。

　　记者：你会不会去偷东西？

　　小蛋子：不会。

　　记者：为什么？

　　小蛋子：因为有个家就能吃饭，要上学，所以才不去偷人家东西。

　　解说：自从去年年底事发后，被遣散回家的小蛋子没有人照顾，又开始了一个人孤寂流浪的生活。为了填饱肚子，他只能到邻居家东吃一顿西吃一顿。

　　小蛋子：没开饭啊

　　村民：一会儿就开饭了

　　记者：你们村子里的人愿意收留他吗?

　　村民：不想留他。好些人都不想留他。这种人就不可理。偷人家锅卖卖，偷这卖卖，偷那卖卖。

　　记者：偷钱吗？

　　村民：偷。他就是老饿，他才去偷这儿，偷那儿的。

　　记者：他拿过你们家东西吗

　　村民：拿。哎呀，也是他老可怜，俺也没理他。

　　解说：在邻居家，小蛋子吃了一碗饺子，午饭算是有了着落，但是他不知道他的下一顿饭会在哪里。

　　记者：把小蛋子带回来之后，怎么没有把他安排到学校去念书呢？

　　杨永利：学校里的孩子们多。他不偷这个东西，就偷那个东西，作为老师也管不了。

　　记者：要是不把他送到学校去受教育的话，那不是只有更糟吗？

　　杨永利：咱的想法是，这孩子必须在社会上好好教养一下。作为咱村里来说，咱说的话他听不进去。

　　记者：你觉得要是像他们这样的未成年人的犯罪，如果从这么低龄就开始的话，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景慧阳：缺少母爱，缺少父爱，缺少社会的关心，他们很可能走向犯罪。没有了爱，社会会是什么样的？

　　记者：很多人觉得犯罪，是特别复杂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景慧阳：很简单。

　　记者：很简单吗？

　　景慧阳：很简单 。没有什么过多复杂的。没有人去关心我们，我们人去爱我们，我缺少了爱，无所顾忌了，我肯定要放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