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金融外交能否“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是解决目前中美两国汇率症结的前提。新任美国人民币特使韦辛顿，有可能通过与中国金融政策决策者及经济部门官员展开“建设性对话”，将两国关于人民币升值还原为一个比较专业的国际经济问题。

　　文/秋风

　　5月19日，美国财政部任命56岁的奥林·韦辛顿（Olin Wethington）为中国特使，督促中国进行汇率改革。

　　此时，美国正积极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美国政府也决定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实施配额。有评论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重新成为美国外交争议的中心。

　　议员的激情

　　在美国，表面上是行政部门，比如财政部、贸易谈判代表、商务部出面制定对华经济贸易政策。但背后的推动力，尤其是那些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政策的推动者，通常是国会议员们。

　　美国的行政官员、专家，多少还懂得自由贸易，也知道金融外交、贸易外交的界限。但国会议员们只关心选举他们的选民，或者更具体地说，关心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去年，美方统计的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为1619.7亿美元，2005年看来还会打破这个纪录。美国国内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工会，对此极为惊恐。企业家担心自己的工厂会被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给挤垮，工人则担心因此而失业。美国制造业者声称，中国的固定汇率制，造成美国创纪录的贸易逆差，并在过去3年内损失了110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

　　利益集团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迅速传染到国会议员身上，并被热衷于取媚选民的议员们放大。

　　4月21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前往美国参议院就财政预算作证时，就遭到了议员们的炮轰：“中国希望我们像海绵一样吸纳他们生产的所有的饰品、裤子、衬衫和鞋子等等，甚至也包括高科技产品，却不愿向我们开放市场。”北达科他州民主党参议员拜伦·多根（Byron Dorgan）这样质问斯诺，“而我们只是坐视这一切发生。说我们对这一切熟视无睹、甚至敢怒不敢言，这是胡扯；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了。”

　　可以说，大多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总是发端于国会。而国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行政部门施加影响。比如，国会可以召开听证会，召集行政官员出席。比如，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召开听证会，该委员会主席薛尔毕就批评行政部门说，“政府未能让中国将人民币升值，导致美国丧失就业机会。”

　　国会也可以通过立法手段。4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一份提案，要求中国政府在180天内允许人民币升值，否则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高达27.5%的关税惩罚。

　　喧嚣之后

　　对于国会的情绪，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不能不予重视。对于拜伦·多根的质问，斯诺只好回答说：“参议员先生，我对这种状况并不感到满意，”斯诺回答称，“有很多事情都需要解决。”

　　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重新审定中国政策。美国新任贸易代表罗伯·波特曼（Rob Portman）正在将市场准入作为重新审定对华经济政策的焦点。其他重新审定的问题包括：美国是否应采取更激进的制裁措施（如反倾销法等）来控制中国的贸易行为。在白宫内部，官员们正在讨论，是否将这种做法推广到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商务部。

　　可以说，任命韦辛顿也是行政部门对来自国会的政治压力的一种回应。

　　但通常情况下，行政部门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会比国会温和而理性。当初，美国制宪者建立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其目的就是为了制约国会，限制国会议员们一时心血来潮地立法，过滤那些民意代表可能出现的狂热。

　　目前就能看到这一点。尽管国会议员们态度很强硬，但斯诺对议员们则采取行政官员特有的态度。5月17日，美国财政部发表中国外汇政策报告，尽管也敦促中国改变固定汇率制度，但并没有按照议员们的要求，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也没有启动可能导致直接报复的进程。斯诺强调的是与中国进行“加强建设性对话”。而任命韦辛顿有助于搭建一个对话平台。实际上为中国更为充分地筹备汇率改革，留出了一些时间。

　　而布什总统此前也两度否决美国国会的汇率报复提案。

　　至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更直接反驳了国会议员错误的经济学推理，他指出，“如果人民币按照布什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升值了，那么，美国的消费者将为购买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仍然降不下来。最终我们将发现，我们将会从其他地方进口，而且进口的商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美国国内商品价格将会上涨。”

　　国会议员们其实并不懂深奥的汇率问题，他们只关心的是国内的就业问题。格林斯潘的专业意见则是：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

　　经济摩擦“去政治化”

　　当然，政治的逻辑不同于经济逻辑。

　　美国方面，在国会压力下，斯诺也对中国发出了威胁，“中国必须执行必要的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是汇率体制改革。采纳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外汇政策，已到了极为关键的时刻。” 斯诺说，若中国不放弃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国势将对其进行严厉制裁。

　　中国方面向也以政治化的方式予以回应，宣布汇率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中国金融主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有趣的是，这一金融主权所确定的现行汇率机制，却基本上就是钉住美元的政策。人民币汇率跟着美元汇率走，美元汇率基本上是由美国经济状况决定的，也就是说，人民币汇率大体上取决于美国经济状况，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变化。

　　“去政治化”是解决目前中美两国汇率症结的前提。韦辛顿有可能通过与中国金融政策决策者及经济部门官员展开“建设性对话”，将其还原为一个比较专业的国际经济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双方都体面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迂回调整汇率的措施，即取消或降低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税率。这相当于人民币在相关行业升值，可能有助于减少对美贸易顺差，从而减少国会议员对中国汇率问题的“兴趣”。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一方面，“中国作为大国来讲，改革主要是出于内部的动力和压力，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内部行程和需要来设计的”。但同时，“外部有压力，也不是坏事，说明改革应该走得快一些，否则这个矛盾有可能得到积累。”

　　去年10月初，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首度出席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尽管不是非正式成员，但毕竟表明中国在参与制度化协调机制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

　　人民币汇率调整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格局的重大经济决策，它当然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它不应当被当作国家之间的政治对抗来对待。

　　（本刊记者冯亦斐对本文亦有贡献）

　　人民币特使韦辛顿

　　韦辛顿律师出身，1990～1991年曾担任白宫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执行秘书。1991～1992年期间，韦辛顿在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部门担任要职，他领导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金融改革，尤其是在亚洲，他是美日两国就美元与日元汇率展开谈判的关键人物。他还主持过美国和韩国的金融服务谈判。韦辛顿还凭借其口才周旋于各种国际金融机构的谈判席上。最近两年，他则代表美国财政部负责伊拉克的经济重建及外债减免工作。

　　韦辛顿与中国也有一定渊源。大学期间，他曾学习过中国历史和汉语。他在私人机构就职期间，也因为国际金融和贸易方面的问题，与中国方面有过接触。他也曾经参与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汇率问题的讨论。

　　韦辛顿很看重自己的新工作，“中国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对于布什政府来说是头等大事之一”。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安排，韦辛顿的主要任务是与中国经济官员开展财政外交，阐明布什政府对中国汇率改革的严肃态度，敦促中国实行改革。韦辛顿说，“这一改革将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同时也有益于全球经济。”——当然，也合乎美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