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动机
又到六月高考时。每年这个季节,考生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梦想成真,迈入理想中的高等学府。然而,即使他们都能够发挥出百分百的实力,是否能够圆梦也需要打上一个重重的问号,因为,还有考卷外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在左右他们的命运。招生环节就是其中之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全国第一考”的高考,一旦不能“一碗水端平”,把好录取这一关,那么,受伤害的就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还有我们民族的明天……
聚焦高考招生环节,我们希望能理性审视问题所在,在借鉴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为实现教育公正提供建设性思路。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在发挥应有水平的同时,也能够共同感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高考生,一路走好……
披露的“高招腐败”只是“冰山一角”
新京报:两位教授什么时候参加的高考?
程方平: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
杨东平:我没参加过高考,我是1972年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新京报:当时有听说“高招腐败”吗?
程方平:没有。当时大家把恢复高考看成特别神圣的事儿。拨乱反正相当一段时间内,大学还是比较纯洁的,全社会都非常珍惜,所以玷污高考招生的传闻很少。
杨东平:工农兵学员那阵,主要是“开后门”,免试推荐主要看个人政治表现。在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如大兵团、农场等,竞争就比较恶性。我所在的是个农村生产队,知识青年很少。
新京报:大约从什么时候开始,“高招腐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杨东平:2000年,全国发生了多起有重大影响的高考舞弊案件,像湖南、广西等地。从那个时候开始,高校招生腐败作为一年一度的社会现象,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到现在差不多就是五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正像我们大家所感受到的,通过一系列个案所反映的这些问题是具有共性、普遍性的,被媒体揭露的只是极少数,是“冰山之一角”。
新京报:近年来的“高招腐败”主要发生在哪些环节?
程方平:有些考生够了学校分数线,但可能被排挤掉;刚刚够线或者差几分;到学校里挑选院系、挑选专业。
总之,有够分的,有不够分的,有选专业的,有调专业的,这就使得学校几乎成了小百货商店,设置不同标准,提供多种服务,同时就为权力寻租创造了可能。
杨东平:我觉得能够引发争议的,还有一些“特殊政策”。这些“特殊政策”开辟了在统一高考以外的其他通道。反映出问题比较多的是定向生、保送生、特长生和各种类型的加分政策,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文体特长生等等。这些领域内腐败现象比较集中,也可以叫腐败“高发区”。
新京报:我们知道,在录取过程中,一般会按照1:1.2提档,那怎么保证被退档生的权利?
程方平:这关涉公平问题。看档案录取学生,招过线5分的,不招过线20分的,也可能是一种选择。比如说过线5分的学生在某几科里边特别突出,而突出的这几科正好与该专业相关,如果完全出于公心,录取他也是可以的,不应受到非议。但如果招生人员拿了别人的钱,毫无理由地不录取过线20分的考生,这就不应该了。应该由制度来避免后者。比如说在招生的时候设置表格,容易引发争议的环节应该在表格上作出说明,甚至有几个人来签字复议。
另外,高校应经常审视、反思招生环节的问题,对在校学生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哪些问题是在招生环节上引发的,从而问责招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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