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纳粹德国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众多欧洲邻国带来了深重灾难。在战争结束后的60年中，德国多次对历史表示忏悔，深刻反省了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由于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德国与受害国实现了民族和解，并且在欧洲赢得尊重，成为欧盟大家庭的领导力量之一。

　　德国为什么要、为什么能够如此真诚地对待历史？了解发生在欧洲国家间的和解以及和解背后的历史动因，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博士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将战争的记忆告诉年轻人非常重要

　　记者：我注意到，2005年5月10日，位于柏林的“被害欧洲犹太人纪念碑”正式建成开放。战争结束已经60年了，德国还要建立这样的纪念性建筑，德国政治家还在为战争忏悔。德国为什么还能这样隆重地纪念历史？

　　史丹泽：战争结束的时间越久，纪念历史的活动越重要。因为新一代的年轻人自己没有亲历过战争，他们需要在纪念历史的过程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我出生于二战以后，小时候曾经在战争的废墟上玩耍，爷爷和父亲经常向我讲述战争的经历，我的爷爷和父亲在战争中各失掉一条腿。虽然我没有直接经历战争，但我对战争的印象非常深刻。我的孩子们在繁荣的世界里长大并幸福地生活，我也经常和他们一起回忆过去战争的历史，因为我有责任将战争的记忆传给下一代。

　　德国人民认识到，在德国的国土上永远不能再发生攻击性的战争与种族屠杀。在德国，上世纪60年代有反对越战的活动，七八十年代有反对北约扩军的行动，90年代有反对德国参加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争的行动。为什么有这些反战行动？因为德国人记得历史，汲取了历史教训。德国人民在这方面不断讨论的结果是，在德国国土上永远不能再发生攻击性战争和种族屠杀。

　　60年来的发展以及一代一代人带来的对战争实际情况的越来越详细的介绍，对于战争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德国人民对战争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上世纪60年代，人们主要看到的是战争中的恶劣事件。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者对历史细节的研究逐渐深入，使战争更完整的原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举办纪念历史的活动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这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二战。

　　记者：正如刚才大使先生所讲的，将战争的记忆告诉年轻人非常重要，在德国的学校教育中，如何体现这一点？

　　史丹泽：历史纪念日只是机会之一，还可以通过电视等媒体宣传我们对战争的新的认识。同时，宣传关于战争的认识，也是学校教育的工作和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使从战争中汲取的教训变成我们德国认同感的一部分。

　　记者：我们看到，波兰、法国以及犹太人经常举办一些纪念活动，德国如何看待这些活动？德国是否认为对战争的忏悔已经了结，不能够再提起？

　　史丹泽：战争给相关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德国的邻国波兰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回忆战争，这是理所当然的。

　　今年，欧洲还隆重纪念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在欧洲，既举办了谴责德国纳粹政府推行的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的纪念活动，同时也有庆祝战争结束的活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5月9日纪念的主要是战争的结束，战争的结束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种解放，犹如一场噩梦的结束。在德国举办了大量的活动纪念由德国所造成的灾难。当然，对一个德国人来说，参加类似的纪念活动会感觉不舒服，他们感到很难过。我个人很早就与从外国返回德国的犹太人保持朋友关系，我也去过很多受害国家，如波兰、捷克、法国和荷兰等国，了解了战争给这些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这些国家的人对我本人怀有仇恨。

　　令人高兴的是，曾遭受纳粹迫害的人们已发现，德国人民认识到了纳粹政府所犯下的罪行。

　　更加详细地想一想这方面的问题，回忆我们这几十年经历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敌国，现在经过很大努力已经团结起来了，消除了敌意，实现了和解，这是非常伟大的成就。

　　德国公众与其他欧洲国家公众组成了共同的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这样，我们在历史问题上创造了共同的认识基础。不同国家青年人加强交流，实现了和解。和解从来都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仅有一方是不可能的，也并非只有胜利的一方才有权书写历史。和解的意愿必须是双方共同启动的。胜利方和失败方很早就开始客观地对待历史，并向青年人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教育。

　　记者：让我们看看亚洲的情况。大使先生上世纪90年代就曾经在中国工作过，并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对中国非常了解。此次出任德国驻华大使，您如何看待中国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活动？

　　史丹泽：近几年，我曾经与来自美国、欧洲、亚洲的朋友们组织过两次题为“纪念与忘却”的会议，学者、官员和战争受害者深入地讨论了历史问题。学者们认为，要避免将历史负担变成对未来的威胁，加害国和受害国必须共同学习，以便找到处理问题的方式，并将互相了解纳入到将来的合作中。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分歧并预防冲突。

　　德国有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记者：德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受到世界的尊敬，目前德国正在积极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您认为德国有多大获胜把握？

　　史丹泽：我认为把握很大。大部分成员国都认识到，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已经不符合现在世界的实际情况。联合国的改革主要在于提高联合国工作机构的工作效率，使联合国能够应对各种新的挑战。其中，改革安理会也是必不可少的。对安理会的改革，应该包括吸收新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这些新的常任理事国应该有能力在世界发展中承担责任。德国几十年来的表现，证明了其有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德国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德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活动（目前有8000名士兵参加全球的和平行动）；联合国的很多机构设在德国；德国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财政帮助；德国目前是联合国会费第三大出资国，占大约10％。

　　记者：为什么德国要与日本、印度和巴西组成四国联盟，而不单独申请？

　　史丹泽：很清楚，四国中的任何一国单独申请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德国已经获得欧盟以及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与其他三国联合起来，会赢得更多的支持。同样，巴西已经获得拉美国家的支持，日本正在做亚洲以及非洲国家的工作。

　　记者：但是，四国联手遭遇到的阻力也会更大啊。因为针对一个国家的反对，也可能会变成反对四个国家的力量。

　　史丹泽：四国有信心获得联合国会员国2／3多数的支持。我们难以想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会反对一个受到普遍支持的决议。更明确地说，中国如果反对日本入常，是否真正地想对四国提出否决？

　　记者：在联合国191个会员国中，四国决议要想获得通过，必须获得128张支持票。我们知道，有很多国家支持四国，也有很多国家反对四国，比如在联合国，“咖啡俱乐部”就持反对立场。

　　至于中国政府届时如何投票，这是中国外交部的工作范畴。作为记者，我只能表示，祝德国好运吧。

　　史丹泽：谢谢！石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