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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高松摄
本报 记者 汤阳 北京报道
对话人物
耿三保,男,40岁,陕西榆林市绥德县刘家山村农民。
对话动机
6月4日晚,家住黄土高坡的耿三保带着三个女儿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始实施将女儿送人的“计划”。经本报报道后,他和三个女儿的命运一时引来各方关注。前日,海淀行知实验学校将其父女4人收留,耿三保决定不再把女儿送人。
他为什么要把女儿送人?作为父亲,他出于何种考虑?他又是怎样看待自己这一举动?前日下午,在他的新家里,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孩子生怕睡着后被我送人”
买不起棺材,妻子放入水缸下葬
新京报:你现在有了家,又不用和女儿分开,感觉怎么样?
耿三保(以下简称耿):我觉得这几天就像做了一场梦,从我要把女儿送人,到被学校收留,现在一家人再不用分开了,孩子也能读书,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
新京报:对自己的新家怎么评价?
耿:很好啊。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有,真正有一个家的感觉。
新京报:能介绍一下你老家的情况吗?
耿:我的老家在陕北那黄土高坡上。住的是窑洞,家里情况很不好。
新京报:家里主要收入靠什么?
耿:只有7亩田,在山上,种些小米、玉米之类的。几乎得靠天吃饭。2001到2003年都是灾年,几乎没收入。家里没有粮食吃,只得靠村民接济。
新京报: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耿:去年4月妻子死后,就和三个女儿相依为命了。
新京报:你妻子是怎么去世的?
耿:是患贫血病,主要是营养跟不上,平时也太累。我到现在还很想她,但我觉得对不起她。她死的时候家里很穷,下葬时身上都没一件像样的衣服。因为买不起棺材,我只能把她放在两只大水缸里。缸口一合,就这么埋了。
来京寻亲流落北京站广场
新京报:你妻子去世后,给家里带来了什么影响?
耿:我感觉半边天都塌了。以前做农活时她是我的好帮手,回家后她还要照顾孩子、做家务。自从她去世以后,大女儿也辍学了。
新京报:大女儿读过多久书?
耿:半个学期吧。
新京报:学习成绩如何?
耿:她上的是幼儿班,数学不错,100以内的加减法算得比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都好。
新京报:那你后来家里靠什么维持生计?
耿:妻子去世的那一年,地里收成不错,赚了2000元钱,我想这是妻子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吧。因为之前灾年的时候找村里的人借了钱,把账还了后就只剩几百元钱了。后来,县里给我办了特困户救助证,定期发点粮食和面什么的。
新京报:你为什么不继续种地干活呢?
耿:孩子太小,干不了农活。我也不放心把她们丢在家里自己出去做事。所以我基本都在照顾她们,也没时间去地里。
新京报:你是否觉得3个孩子是你的累赘?
耿:不能这么说,我不否认管教孩子一向很严厉,有时也打她们。但毕竟是一家人啊。三个孩子我都很喜欢。
老大稳重、听话,老二比较调皮,小女儿最会讨人欢心,她有时做错事,我要打她,她就跑过来往你脸上亲一口,你也不忍心打下去了。
新京报: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她们送人呢?
耿:我一开始并没有这个想法。今年3月,我带着3个孩子来到北京找一个远房亲戚,可是地址不对。我们就来到北京站广场流浪。
希望孩子能幸福才“心一横”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耿:有一天,一位军官路过,看到我家老二小红很活泼,就说“这孩子很好。”并提出收养她。为此,他还去取了2万元钱给我。
新京报:你有没有收下钱?
耿:当然没有,我又不是卖女儿。
新京报:那时你是怎么想的?
耿:突然有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如果孩子跟他去了,说不定以后不仅不用挨饿,还可以上学。总比跟着我强吧。
新京报:能说你是一时冲动吗?
耿:可以这么说吧。而且我看他人也比较可靠,也就比较放心。
新京报:你把孩子送给别人,难道你不难受吗?
耿:难受啊,舍不得。但当时的确无可奈何了,我也希望孩子以后能幸福,所以把心一横……
新京报:你有替你女儿想过吗?
耿: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后来想想她们可能会恨我吧。我一心只想她们好,我就欣慰了。
新京报:你不觉得这么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吗?
耿:老实说,我很惭愧。
因为她们有我这个没用又穷的爸爸。我当然希望她们和我在一起,但现实却不允许。
她们姐妹在一起也多年了,感情深得很。当时大女儿就拦住那个军官的车不让车开,小女儿也不停地哭。我哭着硬把大女儿从车前拉走。然后小红就被带走了。
送人是想让女儿有饭吃有书读
新京报:小红被抱走后,你是不是觉得轻松了?
耿:我心里有点替她高兴,但更多的是害怕,怕以后再见不着孩子了。当时的感觉真的很复杂,说不上来。
新京报:当时想过万一今后再也见不到孩子怎么办吗?
耿:不敢想。小红走了之后,我老是胡思乱想,心想要是小红落到一个人贩子手里,那我就当场死了算了。我的精神也十分恍惚。看到别人同龄的孩子总会想起小红。走路的时候也发呆,好几次撞到墙和电线杆才发觉痛。其实心里更痛。
新京报:你没有马上回老家吗?
耿:没有,我还在继续寻找我的亲戚。晚上回北京站落脚。
新京报:后来小红怎么又被送回来了?
耿:小红走后三四天,那位军官把孩子给送了回来,说是她住着不习惯。隔着老远,我就朝小红跑去,最后我们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新京报:既然舍不得,为什么要二次来京送女儿?
耿:那次回去后,家庭情况还是很贫困,吃了上顿没下顿。女儿都大了,却还没有读书,这让我非常着急。虽然我没读过几年书,但我始终认为上学是头等大事。我就是因为没文化,所以一事无成。我不想她们步我后尘。
新京报:你把孩子送走还有其他原因吗?
耿:除了为她们好,我也可以腾出身来去打工,把欠的钱还掉。
新京报:你欠谁的钱?
耿:找村里人借的。差不多1万多。主要是小女儿刚出生六个月就患贫血,我们借了7000元钱为她治疗。后来因为生活陆陆续续又借了一些。
新京报:你为什么不求助当地政府部门?
耿:我们那边穷人太多了。政府部门一下子也解决不了啊。
新京报:你为什么确定来北京就一定能为孩子找到幸福?
耿:前一次在北京,我遇到了一些好心人。我这次来北京,是希望能有好心人收养我的孩子,让她们有饭吃,有书读。
新京报:你来北京就是为了把女儿送给别人收养?
耿:就这一个目的。
曾被人指着鼻子骂“不是人”
新京报:你们是怎么来的呢?
耿:在绥德县坐汽车到太原,然后坐火车来北京,前后用了两天。在绥德上车前,我们4个人点了一碗面,我不吃,他们3个孩子分了。因为火车上东西太贵,到太原时我买了两个苹果和两个西红柿充饥。
新京报:来北京后,你们在哪里落脚?
耿:6月4日晚上9点到了以后,就在北京南站广场上躺了一晚。现在我不睡着打呼噜,小红也不睡,生怕睡着后又被我送人。
新京报:你把女儿送人,别人会怎么看你呢?
耿:我记得来北京第二天,在北京站广场有一位大妈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真不是个人。”也有人劝我,孩子跟着我没有前途,还不如送人。
新京报:后来有人要领养你的孩子吗?
耿: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山东的大哥要收养我的小女儿,还给我1万块钱当是抚养费。我没答应。
新京报:为什么不答应?
耿:老实说,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底细,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不希望把孩子送给人贩子。所以我得找合适、可靠的。像上次那个军官,我就觉得很可靠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送给他们这样的。
新京报: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你会一直待在北京吗?
耿:嗯。我原本就打算待上一两个月吧。
现在有人来收养也不给
新京报:6日,媒体报道了你的事情后,海淀行知实验学校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你当时是怎么看的?
耿:我一听觉得非常好,既让我们一家在一起,孩子也能上学。当天晚上,我激动得都无法入睡。
新京报:现在你们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孩子也能上学了,你觉得这种方式和把孩子送人哪种更好?
耿:当然是现在这样最好。虽然把孩子送给别人也许会更幸福,但我们这始终是一个家。
新京报:你此时有什么感受?
耿:上午(7日)还在北京站广场流浪呢。变化快得简直让我无法接受。
新京报:现在还有人要收养你的孩子,你还肯吗?
耿:当然不肯了。原本以为走投无路,才这么做的。想不到有这么多好心人愿意帮助我们。我真的很感激。
新京报:有人评价你的送女行为有一点炒作,你怎么看?
耿:我送女儿不为钱,也不为名,我的确是困难,只是希望她们能过好。这就是我的目的。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这么贫穷是因为你有3个女儿?
耿:说实话,当时我还是希望有个男孩。结果孩子越多生活越困难。现在看来,有点后悔当初生这么多。我承认这次我是出门遇贵人,能这么快让孩子上学、有饭吃,而我们一家又不用分开。真的,我很幸运。
希望能报答学校和那些帮忙的人
新京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耿:我希望能报答学校和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新京报:听说学校要帮你在校内找份工作?
耿:真是这样就最好了,我要好好工作,工资并不重要。
新京报:如果你在街上遇到像你以前一样因家庭困难要把孩子送人的家长,你会怎么做?
耿:如果我有能力,我会资助他们,并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做,可以寻求其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一定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
新京报:为什么?
耿:我相信凡事只要坚持,就一定会出现转机。为了孩子,我一次不行,就去努力十次、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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