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东

　　见惯了“全国××先进市”、“全国××模范城”的各类评先表彰后，忽一日看到由国家政府机关公布的“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的“黑榜”，惊讶、感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6月2日，国家环保总局在发布十大空气最好城市的同时，还公布了2004年度空气污染指数最大的十个城市：临汾、阳泉、大同、金昌、宜宾、株洲、重庆、焦作、长治、攀枝花。“坏事”本来就传千里的，加之又是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相信这十大污染城市的市长们压力一定不小。

　　其实，此种“黑榜”已不是首次公之于众，第一次公布应在去年7月14日。当时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临汾、阳泉、大同三市闻讯立即提出整改方案；在咸阳，上榜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市长张立勇向全市人民道歉；作为惟一上榜的省会城市，石家庄市政府深感压力巨大；洛阳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专题研究污染治理，市环保局局长还当即被“下课”。

　　对比2003与2004年度的“黑榜”，不难发现，石嘴山、三门峡、石家庄、咸阳、洛阳等五个城市已被光荣除名。据悉，仍居“黑榜”的其他5市虽因经济结构、地形等原因一时难于下榜，但污染指数绝对值已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看来，“红榜”自有激励作用，但“黑榜”促成改进的效果同样显著，甚至更显著，那么，何不将环保总局的宝贵经验推而广之呢？比如，定期推出各类“红榜”，同时推出各类“黑榜”，可由国家建设部发布“十大园林绿化最差城市”、“十大城建规划最糟城市”，交通部发布“十大交通拥堵城市”，文化部发布“十大文物保护最差城市”，卫生部发布“十大脏乱差城市”，工商总局发布“十大市场不公城市”，等等。

　　当然，上榜“规划”只是大胆假设，具体榜名、发布机关尚需小心求证，但这些假设也绝非信口开河。很多人会认为，环保系统在各个城市设有大气监测站，根据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可以很容易排出十大污染城市，园林绿化、交通拥堵等榜单的排名也有现成的数据支持，但教育不公、市民安全感、执法环境、公务员清廉程度等名目，则很难求得实证数据。

　　此类担心不无道理，但此类技术问题并非不可解决。譬如，在我国，各类研究机构也就教育、安全感等问题做过较为精确的测算；而且，对于市民法律素质这样的抽象问题，上海市司法局也有过成功测量。

　　所以说，技术问题并非不可逾越的难关，必要时，政府机关也完全可以委托研究机构调查。而这样做，更可使行政行为实现“数目字化管理”，避免仅凭首长个人印象、好恶奖勤罚懒，这无疑是“科学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此看来，推广环保总局经验的障碍，或许就在于我们能否突破固有的“点名表扬、不点名批评”的习惯，做到既唱红脸，又唱白脸，像审计长李金华那样不怕得罪人。

　　须知，荣誉感固然能激励人，羞耻感更能鞭策人。现在有种时髦的理论，称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东方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基督教传统下，人生来即有“原罪”，个人直接面对上帝，直接体验自己的良心感受，道德约束是内在的。而东方的耻感文化则强调外在的约束力。罪错暴露，才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与惩罚。假如罪错不为人知，那么也就不会有社会群体的压力。耻感文化中的个人，其所作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的、社会的评价，以受人赞许为荣，以受人排斥为耻。这种理论当然有一定道理，作为东方大国，老祖宗“知耻而后勇”的明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举灭吴的典故，都印证着这一“耻感文化”的存在。而且，近年环保总局公布“十大污染城市”的经验乃至国家审计署掀起的“审计风暴”，也无不明示着舆论压力对相关行政工作的巨大推进功效。

　　而在现代中国社会，公布城市“黑榜”更重要的依据还在于，市民有权知情他所生活的城市有没有发生重大疏漏，政府在哪些方面亟待改善为政之道。这，同样是“民主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