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爱萍

　　陈云曾担任过7年中组部部长，9年中纪委书记，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对如何搞好党的建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大建树，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见解。研究陈云的党建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搞清陈云党建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则是研究陈云党建思想的重要一环。本文正是想在这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一、党建思想萌发时期

　　当今，对陈云党建思想的研究大多是从抗日战争之初、陈云担任中组部部长以后开始的。其实，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云就已萌发了不少有关党的建设的思想。

　　陈云30年代初即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1932年3月，他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总党团书记。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在党内的重要位置决定了他在考虑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斗争问题时，很自然地对党的建设问题也作出思考。

　　陈云的思考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及党自身的特点是紧密相联的。面对恶劣的战争环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在白色恐怖之中得到生存并能发展，一是要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陈云这一时期著作中比较集中议论的党的群众工作和党的思想方法两个问题，正是与党的建设所面临的两大课题紧密相关的。

　　陈云认为，在敌人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之下，党得以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保护。“愈是我们与群众联系广泛，群众组织更加扩大，党和群众组织就更能取得群众的掩护，更不易遭受敌人的袭击。”①为此，必须加强群众工作，反对不发动群众，只是命令群众的关门主义错误，“党的支部应该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②。而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党必须有“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③，其关键是要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因为“领导的艺术在于了解群众的心理”④。这些思想是陈云在苏区所撰写的几篇文章中都反复强调的，它揭示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党如何进行革命活动，并能生存和发展的一条无比重要的规律。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都给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陈云在中共江苏省委任职时及在任全总党团书记初期，由于历史的局限也曾积极执行过“左”倾政策，但惨痛的事实很快使他猛醒。1933年初，到苏区后，他便与刘少奇一起积极抵制和批评了妨碍苏区经济发展的“左”倾经济政策，并提出了有别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白区斗争的策略思想。陈云政治思想上的成熟和飞跃，与他思想方法上的正确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他在论述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白区工作的建立、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时，都反复强调党的工作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定。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参考党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⑤总之，陈云关于党的群众工作和思想方法问题，都是党的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因此，在研究陈云党建思想时，绝不可疏漏对他这一时期党建思想的研究。

　　二、党建思想理论形成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陈云党建思想理论形成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陈云在这一时期撰写了丰厚的党建专著。从1937年至1944年连续7年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从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和党内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多方面研究和总结了党的建设问题，写下了许多党建专著。如：《论干部政策》、《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学会领导方法》、《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等等。其中不少著作被编入党的重要文件集《整风文献》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中，对于广大党员和干部起了重要的教育作用。

　　第二，陈云这一时期的党建思想内容丰富，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包括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四大方面。陈云这一时期结合组织部门的领导工作，在党的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如党的性质、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支部建设、党的纪律建设、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群众工作、党的思想方法等方面多有论述。这些论述涵盖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三个方面。其论述系统和全面的程度，是他党建思想其他几个发展阶段不可比拟的。

　　第三，陈云这一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将毛泽东党建学说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具体化了。主要表现在：关于党员队伍建设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对党员的一般要求，即共产党员应当在各方面起先锋的模范作用；陈云则把共产党员的标准具体化了，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完整而准确地提出了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等6条标准⑥。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培养和爱护干部的政策；陈云则将毛泽东的干部路线和政策贯彻于干部工作的实践中，提出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用人方针⑦，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等4条选拔干部的标准⑧以及干部使用、培养、管理等各个环节的原则、政策、措施。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层组织建设原则；陈云则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历史环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党支部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领导机构、基本任务、以及与地方党部的关系等等，补充了毛泽东建党学说中关于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特别是陈云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应是党在社会基层单位的政治核心和战斗保垒的思想，应当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贡献。

　　第四，陈云在这一时期，为壮大党的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做出了成绩。陈云接手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全党只有3万党员，与当时蓬勃发展的抗战形势很不适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陈云一方面着手面向全国理顺党的 组织机构，建立了一整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由中央局、分局、省市委构成的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协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壮大党组织的方针⑨；同时他还提出，在党的组织大发展中要特别注意“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⑩，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等主张。陈云的这一系列思想，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和方针政策，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党员已发展到121万人；党还拥有了一支40万人的干部队伍；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陈云丰富和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为其党建理论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使他这一时期的党建思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说服力和创新意识。

　　三、党建思想继续发展时期

　　解放战争初始，陈云由延安赴东北，除参加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工作外，还先后主持了北满分局、军区，辽东(南满)分局、军区和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在如此之多的工作重压下，陈云不可能像在延安时那样，对党的建设问题专注研究并著书立说，但他的思索并没有中断，而是根据新的情况、新的经验在一些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以往的党建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从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来说，陈云著名的“交换、比较、反复”6字辩证思维方法在这一时期有了明确的论述和文字记载。1947年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会议讲话时指出，过去我们之所以犯错误，主要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就是说，主观对客观事物在认识上有偏差。为了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应该掌握3条方法，即“交换、比较、反复”。如果这3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11。陈云的6字辩证思维方法是他思想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以往革命经验科学思维的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重要贡献。

　　从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来说，陈云提出了党内生活三原则。1947年4月，陈云在辽东分局工作会议上，针对辽东党内一些人因个人利益闹无原则纠纷的现象，提出了健全党内生活的三条意见：(一)"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二)"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12这三条原则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深刻揭示了党内生活应遵循的规律，成为我们健全党内生活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党的作风建设来说，陈云在临近全国解放，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之际，敏锐地意识到，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防止党脱离群众的倾向，已成为党的建设中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1949年6月，他在给一位干部子弟的信中严肃指出：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绝不想有任何报酬，谁要想有报酬，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这封信虽然只是写给一位革命后代的，但信中所阐述的内容对全党都有深刻的警示作用。它丰富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的警惕资 产阶级思想侵蚀，防止执政党蜕变的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始终应该认真注意的一个课题。

　　另外，陈云在这一时期，还初步提出了一些有关执政党领导方式的思想，主要有：党委不应代替行政工作，不要搞一元化，要提倡分工合作，反对独霸一切；党在开展工作时，要注意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配合；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共同去工作等等。这些思想都是极有远见的，完全切中了以后执政党建设中的要害问题。

　　四、党建思想原则在经济工作中的运用——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探索时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60年代中期，陈云在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对执政党的建设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陈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陈云阐述了若干对执政党建设事关重要的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较完整的科学决策思想。首先，陈云认为，决策必须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13陈云一贯坚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主张，并始终高度重视市场、价格、商业、粮食等直接关系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可以说，为人民谋福利是陈云经济决策时的一个基本点，这一基本点不仅顺应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而且被建国以来经济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是正确的。其次，陈云认为，决策要符合客观实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事实中获得决策的依据，又在实践中检验决策和修正提高决策，将事实当成决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为了搞清事实，必须细密调查，把握症结。要用90%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来决定政策。陈云特别强调这种秩序不能颠倒。再次，陈云认为，决策时要坚持“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方法。即听取正反几个方面各种不同的意见，从各个侧面看问题；把决策的各种方案拿来比较，辨别优劣；方案选定后不要急忙行动，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审慎从事。这些思想在他以往的党建思想中已有，但作为执政党决策思想来论述，则是在这个时期才有的。这些思想从党的宗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解决了如何使党的决策正确的问题。除此之外，陈云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方法，如：注意把握全局，分别轻重缓急；善于抓住重点，将创造性和实事求是相结合；工作要谨慎稳妥具体，算帐求益；要建立经济的研究和参谋机构，多谋以求善断；发动依靠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不断研究新情况，重视提出新对策等等。这些工作方法，都是陈云决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处理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思想。如何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它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执政党政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陈云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说：“在我们的工作中，建议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14这一原则，是对经济和政治辩证关系的精辟概括，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为党正确处理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的原则。

　　——提出了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的重要方法。党的团结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针对党内出现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现象，深刻地回答了靠什么来防止党内出野心人物的问题。当时，党内不少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已有30多年的历史，干部都是经过锻炼的，只要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加上毛主席健在，党内就可能不再出野心人物。陈云认为，这3条有很大作用，但只有这3条还不行。防止党内出现分裂危险的“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15。另外，再加上一条，“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16。陈云上述论断，阐述了防止党和国家出大乱子的关键问题，对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对民主革命时期来说，陈云这一时期专门论述党的建设的文字不多，他的许多党建思想体现在他的经济思想和他领导经济建设实践的思想方法和原则中。因而考察陈云这一阶段的党建思想，不能脱离他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五、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完善时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他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并被下放到江西“蹲点”。他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并联系中国的实际，研究了党如何领导经济建设的若干问题。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后，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同时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长达9年。他结合新的形势，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有许多专门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他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党的各项工作处于步履艰难和徘徊不前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陈云挺身而出，率先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坚持有错必纠，解决党的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克服经济上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等党内党外普遍关注的问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之后，陈云在党的政治建设上又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1979年1月，陈云主持了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陈云明确指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17《准则》正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法规，它的拟定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开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二是1979年3月，陈云和李先念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依照按比例发展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根据这一建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的提出和贯彻，标志着党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正在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这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条件。

　　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是紧密相联的。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如果不坚决摒弃“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正确路线就无法确立。1977年9月，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尖锐地指出，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在这之后，他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1990年1月，他在同浙江领导同志谈怎样做到实事求是时，详细解释了他在延安学习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十五字方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是陈云在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讲述十五字方针，也是最全面、最精辟的一次。十五字方针，是陈云为党的思想建设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此外，陈云还强调在党的思想建设中，要对全党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这些思想，对搞好党的思想建设，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组织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的基础。新时期，陈云在组织建设方面，结合实际突出论述了两个问题：第一，大力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针对党的干部队伍实际上存在着年龄老化、文化素质偏低，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情况，陈云反复提出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并对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战略意义、标准、途径及培养方法做了系统的论述。陈云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对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独特贡献，它为党的交班接班大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第二，党内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陈云深刻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把是否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看成是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的重要标志。他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18他还对如何发展党内民主，如何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以及加强党的纪律、维护中央权威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这些思想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进一步完善，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全社会普遍关注，对党的建设有着全局影响的问题。陈云根据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对党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党风中存在的问题、党风问题在新时期产生的原因、党风建设的基本途径等，作出了透彻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陈云这一时期有关党风问题的论述，是他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特别是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具有独创性。把党风问题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在党风问题上的认识水平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应该指出的是，在陈云党建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正是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也是陈云党建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色。无论是研究，还是学习陈云的党建思想，都要紧紧把握住这条主线。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⑩ 1112《陈云文选》第一卷，第28、34、24、23、29、137-144、109、212-213、206、346、347-348页。

　　⑨ 即：前方，要在抗日战争的斗争中发展党；后方，要在经济建设中来发展。国统区要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敌占区，领导机关要放在靠近根据地的地方。

　　13141718《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3、45、240、274页。

　　1516《陈云文选》第二卷，第232-233、233页。

　　来源：《党的文献》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