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风

　　汤因比曾经质疑过，任何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否自诩具有自成一统、且能够自圆其说的历史？

　　如果人们的历史视野是狭隘的，在现实中也就是短视的，对于未来，则是盲目的。历史学需要摒弃民族国家迷信，从某些方面回归古典。

　　教科书问题，一直是中日两国关系中非常容易引发人们激情的议题，以至于连本来藏在书斋中的历史学者们，也不能不加入进来。最近，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家组成了编写委员会，共同编写出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坦率地说，这本教科书关于那些引发政治争议的内容的叙述，并无多少新意。将教科书作为一个政治话题关心的人们，更应关注的恐怕是，这本书能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中、日、韩三国的课堂。不仅是日本的课堂，还有韩国、中国的课堂。三国专家合编历史教科书 不仅仅是训导日本人。

　　人们常常夸耀近代、现代的成就如何辉煌，然而，在辉煌的硬币的背面，则是种族灭绝、死伤无数的战争等灾难。所有这些灾难，都与民族国家有直接联系。而不幸的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学，似乎一直是民族国家最亲密的仆人。

　　民族主义兴起于德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也诞生于德国。拿破仑对德意志地区的入侵，激发出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他们率先把历史学改造成了铸造民族精神的熔炉。他们致力于追溯德意志民族的起源，以提高民族自信心。

　　这种民族主义史学观念随着普法战争传播到了法国。当时的法国历史学家不仅自视为民族遗产的传承人，而且是“公共舆论的塑造者，肩负着用历史的教训来重建民族自豪感，以便使新遭国耻的祖国寻求新生和复仇的重任”（转引自《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民族主义历史叙述迅速成为历史学的主流模式。为了现实塑造民族精神这一政治目的，历史学家把时间颠倒过来：他们是从今天开始往前叙述。根据已有的民族国家现实，为这个民族国家追溯一个辉煌的前身，从部落时代、到古典时代、到中古，似乎整个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现在的民族国家。甚至有的历史学家更夸张，竟然将本民族的历史追溯到猿人时代！

　　正是在民族主义意识驱动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历史学家纷纷转变为主战派，都从本民族传统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随后，这样的历史叙述意识也传播到亚洲，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或韩国，历史学家都不假思索地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位。于是，在中国，经常会因为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所建立的统治算不算“中国人”的统治之类的荒唐问题而展开热烈争论。

　　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促使欧洲人逐渐放弃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民族至上的历史学被看作是造成灾难的原因之一。汤因比就曾经质疑过，任何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否自诩具有自成一统、且能够自圆其说的历史？

　　有些历史学家，也开始不再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位。比如，《1500年以前的世界：全球史》的作者斯塔夫里亚诺斯曾经说，自己采用的是“站在月球上观察世界的立场”。

　　中日韩三国专家当然不是站在月球上，他们似乎仍然站在本国立场上。不过，因为是三国合编，所以，内部形成了一种张力。三国专家互相牵制，每一方似乎都想从中给本国争取利益。因而，任何一方都没有办法搞单边主义。由此得到的教科书，至少从效果上看，确实能够给人带来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人们可能会怀疑，假如仅仅因为依靠三国学者之间的争执，才让三国民众得到相对客观的历史叙述，那么，一旦没有了这种彼此牵制的力量，又会怎样？因为所编写的是三国的近代史，所以，三国专家才会共同编写。而假如是编写本国的历史，民族主义恐怕就不会受到制约。

　　如果人们的历史视野是狭隘的，在现实中也就是短视的，对于未来，则是盲目的。历史学需要摒弃民族国家迷信，从某些方面回归古典。

　　司马迁自述其撰写历史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不是用历史来证明一个民族或一个朝廷的伟大，他追究的是历史本身对社会治理所能提供的经验和教训。近代的历史学家，因为被民族主义感情所支配，其治史的视野反而比司马迁狭隘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