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北京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还没有愈合。

　　此时，中国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前夜。

　　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院，住着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他就是前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1978年12月底，当马寅初从广播中得知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时，忙嘱咐家人给陈云写了一封信。

　　陈云与马寅初是莫逆之交。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寅初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是陈云的副手，两人配合默契。1957年，马寅初因提出“新人口论”，倡导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受到错误批判。此时，他已经沉寂了20多年。

　　几天后，马寅初就收到了陈云的亲笔回信。信中说，请老朋友放心，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终究会得到平反。

　　距东总布胡同不到两公里的陈云办公室，这时灯光彻夜不息。平反冤假错案，是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这件事让陈云牵肠挂肚，费尽了心思。

　　那段时间，平反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许多人的目光在寻找共和国前主席刘少奇及其家人的下落。

　　孙大光，当时担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1979年2月5日，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央重新复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孙大光的这封信受到了邓小平、陈云的高度重视。拨乱反正中最沉重的一页就这样掀开了。

　　在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刘少奇受到错误批判，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项罪名，开除党籍。1969年11月含冤去世。

　　30多年过去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如今安享着晚年幸福生活，儿子刘源经常回来看望母亲。这些老照片，记录着她往昔的辉煌与磨难。

　　王光美的新生活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1978年年底，在邓小平、陈云等关心下，王光美结束了十二年监狱生活。不久，她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平平来到陈云家里表示感谢。

　　刘源：刘少奇之子

　　说实在的，我们去的时候只是想向他表示感谢，就是放我母亲出来的这个批示，并没有想提我父亲的这个案子。因为当时那个政治环境还不到时候，而且也不大可能。不要为难这些中央的领导，特别陈云叔叔刚重新任中纪委的书记，而中纪委当时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这些平反冤假错案，所以我们要是说这个事情，不是给他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嘛。

　　王光美没有想到，陈云一见面就提出了刘少奇的平反问题。

　　王光美：刘少奇夫人

　　我去看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跟我说，说少奇同志的案子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三顶帽子”的事儿在党内早有结论，不仅不是罪过，而且是功绩。

　　刘源：刘少奇之子

　　然后他讲了这个事情不是你一家的，这是全党的事情，这事我们要负责到底的。讲得非常感人。我当时听了以后，眼泪就要下来了。

　　那么陈云叔叔就说了，说这些年你们吃了不少苦，我也知道。这些年你们给我写了很多的信，我一封都没有丢，都放在我这个抽屉里。他不是坐在办公桌前嘛，办公桌前这边是几个抽屉，三四个抽屉，就放在最下面，最下面这个抽屉，每一封都放在这儿。他说，这些年我有时候处境也不一定好，我写也不管用，但是你们的事我都关心着，这些信我全都留着。所以当时，其实我今天讲起这个事儿，我都很感动。

　　平反冤假错案，第一步是从撤销“文革”期间的专案组开始的。

　　平安大街北侧的这座建筑，二百多年前，这里曾是乾隆皇帝的女儿和敬公主的府邸，三十多年前，这里成了“文革”专案组的驻地。

　　杨攸箴：原中央纪委委员

　　它当时“文化大革命”当中，它（专案组）有一个问题，它不是说是根据什么事实来定你的错误，来定你的问题，它是先画框子，然后再找材料，它是这个，它那个专案都是这个。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陈云就提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决定：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1979年1月起，中央纪委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干部，协同中组部全面开展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大战在即，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来到了陈云家里，请示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指导思想。

　　凌华偆：时任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

　　陈云同志对王鹤寿同志讲，我还是三句话，九个字，这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因为这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政治上影响很大。它不能因为由于中央讲了话，上面有话，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有了书，我们就可以好像很轻松地进行工作，而是我们需要对这件很重大的事情，来进行很深入的，实事求是的，来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走进中央纪委档案馆，仿佛触摸到了那个时代。仅1979年上半年，中央纪委就查处或批转了十几万封党员和群众来信。这期间，一份来自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引起了陈云的高度重视。

　　1979年，迟来的春天悄然降临到东总布胡同32号院。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受命前去采访马寅初，没想到，他一开始就吃了个闭门羹。

　　杨建业：原新华社记者

　　是他的次子马本初，他的长子是马本寅，接的电话，我听到他说，你是谁啊？我就把我的单位和身份告诉他。他说马寅初不是被人们遗忘了吗？二十多年来在家里边，怎么还有人想到他，你找他干什么？就是怒气冲天，不见。就完了。第一次通电话就这样。后来就是说，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到你们家看一看，然后采访采访。他提出来了，他说马寅初要接受你的采访，见你，可以，但是首先是要求中央尽快为他落实政策，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就见你。把我们家跟他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你。

　　这公开报道就没有可能了，这就等于不见了，回来我就跟领导说我怎么办？

　　新华社的几个领导一商量，决定把马寅初的问题写个内参，供中央领导参考。

　　这份题为《马寅初的家属希望尽快为马落实政策》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在1979年6月21日送了上去。

　　当天上午，《国内动态清样》送到了陈云办公室。陈云当即在上面明确批示：“耀邦同志：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如何请酌。”

　　当天中午，陈云的批示就摆在了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的案头。

　　当天晚上，胡耀邦的批示就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仅仅过了一个月，已经不能行走的马寅初听到了自己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那一天，他在家人的帮助下，走出了冷清多年的小院。

　　杨建业：原新华社记者

　　北大学生会的主席还有一批老教授到他家里来表示祝贺，马寅初很激动，在那里是痛哭流涕，非常感谢党。

　　马思中：马寅初孙子

　　祖父在平反以后曾经说过，一件事做错了能够纠正过来，这是非常需要胸怀，需要勇气的，对他整个理论的肯定，对他的平反，这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批评过的事，批错的人，勇于公开地平反，这要体现非常大的勇气。祖父说中国共产党这样子，就是很有希望，中国才会有希望。

　　就在马寅初老人平反的同时，刘少奇一案的复查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

　　刘少奇一案的复查平反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工作。不仅投入的工作量很大，还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

　　1979年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刘少奇一案的信上作出重要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家住白塔寺附近的杨攸箴老人，当年是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负责人。

　　杨攸箴：时任刘少奇案件复查组负责人

　　给刘少奇同志审查三个问题，如果没有他（陈云）的批示，没有中央常委的这个批示，那这个案子就启动不了，复查就启动不了。所以当时陈云同志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他就批了应该由这个什么，由中纪委、中组部来联合复查刘少奇同志的案子，这个起了决定作用。

　　3月27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刘少奇的问题经鹤寿同志与任重同志商量，按陈云同志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处理。”

　　4月，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成立。这是当年复查组八位同志的合影。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

　　5月22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确定：“对刘少奇案件的有关材料（包括档案和活的材料）应进一步查证核实。弄清关键问题，究竟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在复查、核实的基础上，要取得切实可靠的材料。”

　　刘源：刘少奇之子

　　当时他（陈云）用的词是，不能像“四人帮”整我们一样，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搞扎实了，都让它证据齐全，让他后世人看了以后没话可说。

　　为了把案件搞得水落石出，复查组的工作人员奔赴全国各地调查取证。

　　杨攸箴：时为刘少奇案件复查组负责人

　　当时一调查就全清楚了。当时怎么提供材料？按照他们（专案组）说的，写材料，交代，交代完了，瞎编。这不是瞎编嘛？完了就他们（专案组）编好了我就抄，抄完了他们（专案组）拍个照，这就是“证据”嘛，就是这么来的嘛。

　　10个月后，复查组写出了刘少奇案件复查报告，呈报中央纪委。

　　凌华偆：时任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

　　陈云同志在这个复查报告的文件上看得很仔细，每一个都对照着过去“四人帮”时候他这个审查小组所提供的材料，一个一个都进行了对照，说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件，每一桩，都尽量能够用无可辩驳的力量来驳倒了它，能够把颠倒的东西，都颠倒了过来，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这是一个盼望已久的喜讯，又是期待了十多年的团聚。

　　1980年5月17日，党和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邓小平致悼词（同期声）：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

　　追悼会前一天，陈云专程从杭州赶了回来。

　　刘源：刘少奇之子

　　那么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陈云叔叔基本没有什么表情，但是那天我看到他流眼泪了，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是陈云叔叔流眼泪了，眼泪下来了，然后跟我们握手的时候就点点头，没有说什么话，但是眼睛里还是有很多眼泪。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北京的街头，洋溢着春的气息，人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人们并不知道，就在刘少奇一案复查工作最紧张的时候，陈云由于过度劳累，住进了北京医院。经检查，他患有晚期结肠癌，必须尽快作手术。主治大夫吴蔚然把病情和治疗方案报告了陈云。

　　吴蔚然：北京医院原副院长

　　他（陈云）听了以后，他没说话，思考了半天。后来当然问了一些一般的，到底这个病是怎么个情况，为什么要切肠子，有没有其他治法。当中他有一个问题说，能不能有两年时间？

　　1979年10月24日，上手术台前，陈云紧紧地抓住了党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到：虽然这次是开小刀，但人老了要防万一，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得到解决。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后的一个金秋时节，拨乱反正千头万绪，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但此刻的陈云又在牵挂着一桩20多年前的冤案。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内一个传奇人物，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1955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捕。1977年4月在湖南含冤去世。

　　潘汉年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旧案。它涉及到隐蔽战线上的一大批长期蒙冤的同志。这一直是陈云的一块心病。

　　陈云与潘汉年曾经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他多次向夫人于若木流露出自己的看法。

　　于若木：陈云夫人

　　我经常听陈云同志说，他说呀，给潘汉年平反哪，只有他最有资格，因为他跟潘汉年共事过。在特科工作的时候，潘汉年打到敌人阵营里面去了解情况啊。陈云同志这些过程他都知道。

　　1979年10月，陈云给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郑重提出潘汉年一案需要重新审查。

　　潘汉年案件由于年代久远，见证人又大多去世，复查起来异常困难，工作经常难以进行下去。

　　为了推动潘汉年一案的进展，1980年12月23日，陈云委托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要求公安部迅速整理出一份有关潘汉年一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往中央纪委。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批材料一直堆放在陈云的案头。

　　1981年3月1号，陈云致信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提出：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潘汉年同案人的材料，并无潘汉年投敌的确证。现在所有与潘案有关的人都已平反，建议中央对潘案正式予以复查。

　　一个月后，中央纪委正式成立潘汉年案件复查组。一个沉冤多年的案子就这样被揭开了。

　　一年多以后，复查组写出了复查报告。在审查复查报告的时候，陈云仔细看了几遍，逐字逐句进行推敲。

　　1982年8月，沉冤近30年的潘汉年终于平反昭雪。陈云还委托文化名人夏衍专门撰写了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

　　几个月后，潘汉年和妻子董慧的骨灰，从湖南长沙搬进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里长眠着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1955年，他的遗骨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被诬陷为“叛徒”。

　　瞿秋白冤案的平反昭雪，也是在陈云领导下进行的。

　　瞿独伊：瞿秋白女儿

　　他们（中纪委的干部）调查得比较仔细。都是因为陈云同志领导之下能够这样子仔细地这时候复查，而且只有半年时间就复查清楚了。所以我从心眼里头非常感激陈云同志，他花了很大的力气。

　　孙克悠：时任瞿秋白案件复查组组长

　　陈云同志在这种形势下，能够坚持原则，主持公道，力主为瞿秋白同志平反，很不容易啊，很有魄力。

　　那段时间里，陈云办公室里经常回荡着这样一曲评弹。

　　经过中央纪委和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到1982年年底，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公安部大礼堂，1980年11月，一场特殊的审判正在这里举行。一时间，它吸引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

　　扬善必惩恶。站在被告席上的，都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互相勾结，篡党夺权，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严肃党纪国法，对他们依法审判，彰显了法律的公正和尊严。

　　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特殊性，对于主犯之外的其他有牵连的人员，中央提出了“从缓从宽”的方针，对此，党内和社会上许多人想不通。

　　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11月19日，在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期间，他专门写了九百多字的批件，就“两案”审理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刘丽英：原中央纪委副书记

　　传达了以后，经过大家认真的学习，深入的讨论，大家还是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大家一致表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从党的长远利益考虑，高瞻远瞩，对“两案”采取这样的处理，是正确的。

　　陈云的批示对“两案”的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最后经中央批准给予处分的只有160人。

　　清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也是这一时期陈云极为关注的事。

　　那一段时间，陈云总是在反反复复地告诫全党，要高度重视清查“三种人”的工作。

　　陈云：1981年7月2日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期声）

　　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手不能软了。因为时局变化的时候，就可以变成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

　　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原陈云秘书

　　对“三种人”这种事情有的人就提出来，俱往矣。就是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陈云同志说，不行，我是俱在矣。就是这些人都在，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他们的一时假象所迷惑。我认为事实证明，陈云同志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深刻的。

　　就在“两案”审理过程中，陈云与邓小平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同期声）

　　陈云：王洪文讲的什么？

　　邓小平：王洪文就是，我就是很注意呀。就是1975年他到上海、杭州，一句话，十年后再看。

　　陈云：十年后再看。

　　邓小平：这句话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了。

　　陈云：所以，对这些人哪，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可以给他们一般的工作，要吃饭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