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环评报告的即将出炉，圆明园事件再次举国瞩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圆明园作为国耻纪念的遗址公园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特殊重要性。围绕防渗工程所牵涉的多种问题，如出租湖心岛、违规建造宾馆、毁坏古河堤、破坏地面植物生态等，凸显了圆明园管理问题的严重性、综合性，也显示了防渗工程绝不仅仅只是“工程”问题。

　　对防渗工程固然需要做经济和技术可行性的分析、评价，例如通过实验来测试防渗的效果，评价究竟能节约多少水；但是，对一个重大的公共决策而言，更重要的是对它的价值合理性的评价和论证。也就是说，不仅需要回答“能不能够”，更需要回答“应不应该”。以人类目前的技术能力，“给长城贴瓷砖，给珠穆朗玛峰修个电梯间”，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不难实现。如果没有价值理性的引导，单纯从技术理性出发，我们就难以摆脱被工程和技术力量驱使的厄运，成为“唯技术主义”的奴隶。

　　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政治挂帅”，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时期。现在，在工程建设和经济利益面前，历史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情感价值等，常常被视为一种非科学的迂腐。它背后体现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驰，是一种文化的分裂。

　　正如C·P·斯诺半个世纪之前在《两种文化》中所揭示的，由于专业分化和学科壁垒，科技知识分子和文科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两个语言不通、价值不同、难以沟通的专家群体。由于中国高等教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纳入高度专门化的苏联模式，独重工程技术，致使所培养的工程技术专家存在知识结构偏狭，“只有技术，没有文化”的通病，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问题缺乏应有的知识和关怀。

　　长期以来，这种重理轻文、缺乏人文内涵的教育蔓延到基础教育，也导致了某种社会性的价值倾斜、道德感的稀薄，致使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短期行为盛行。

　　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教育、社会文明、道德等方面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教育所收获的结果。尽管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比西方国家更短、科学技术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但技术和人文“两种文化”的分裂表现却最为显著。

　　早在1941年，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强调大学教育“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因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真正的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严格的自然科学认识倒是比较次要”。这是真正的远见卓识。

　　在公共决策日益倚重专家集团的评价和判断之时，我们必须正视专家群体的文化和价值分裂这一现实，以及它对公共政策所可能产生的危险影响。为保证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我们没有它途，只有更多地沟通、讨论，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听取不同意见，通过程序公正和社会参与的机制，防止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也防止由于专家集团的价值不一导致的决策失误。

　　为此，我们建议：圆明园工程的环评报告提供了一个技术性的诊断，真正的决策和会诊，则需要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更高层面、更大范围的论证，组成包括国家环保局、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政府、海淀区政府、专家学者、NGO组织、公众代表等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陪审团”，对该工程的价值合理性进行评价，并最终决定其命运。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圆明园工程应当成为一个示范，一个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