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科长鲍宇虽替下属抱不平，但也搞不清风险处领导的意图。

　　2003年春夏两季，鲍宇虽然不当科长了，到另一个科室做了普通职员，但“非典”那段不能出门的日子，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查阅风险处的档案，也发现了足够多的问题。

　　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质疑，被说成“私下搞整人的资料，写匿名信。这些极少数人好比苹果箱中的几个烂苹果，若不及时清理掉，全箱苹果都会被传染腐烂”

　　2003年8月22日，星期五。下午，交行锦州分行风险处全体员工突然接到通知，要求16时到四楼会议室开会。以为只是开个业务讨论会的董航一进会议室就发觉气氛不对，会议室的桌上居然放了几本员工待岗的培训教材。他不以为然地拿起这些教材翻了翻。

　　一位副行长宣布的会议主题让鲍宇、董航等人大吃一惊：银行决定缩编风险处，给大家半个小时时间考虑，希望大家主动报名离开风险处。如果半个小时后没人报名，就采取投票的形式，决定谁离开。

　　半个小时后，大家开始投票。规则之一是，谁弃权，就等于给自己投了一票。

　　鲍宇在选票上写上“不同意此种做法”，就离开了会议室。董航和刘某也拒绝投票。投票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鲍宇、董航、刘某3人分别以排名一二三的顺序被“选举”离开风险处，同时离开的还有另外6个人。9个进入待岗行列的员工被要求第二天交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