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几户人家以家庭为单位住在哈尔滨太阳岛上，他们的生活目标只有一个——唤醒“植物状态”中的亲人。

　　□本报记者 沈颖

　　太阳岛上的特殊群落

　　6月17日凌晨3点，70岁的母亲醒了，在早晨的微光中她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摸另一张床上儿子王世军的脸颊，儿子鼻孔里的气息呼在她的手上，让她感觉踏实，昨晚给他四次翻身的疲劳立刻就散了开去。

　　王世军合上6个小时的眼皮过了一会儿也猛地张开了，瞪着天花板。脸色发白。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醒——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睡醒。按照他的主治医生王德生的说法，王世军的大脑依然没有意识，不能感知。

　　他不会说话，身体不会动。除了眼皮会关上打开，他38岁的生命就像病房窗台上的盆景一样，以最原始和本能的姿态活着。

　　从2002年1月出事至今，他一直保持着医学上称作的“持续性植物状态”。

　　王世军住在哈尔滨太阳岛上，6月中旬，这个著名的避暑胜地草木茂盛。在岛上的一个幽静的角落，有一群人也像植物一样生活着。

　　他们有呼吸、脉搏、血压，体温正常，有睡眠和觉醒的周期，有哭和笑的表情，眼球也能随着光点的移动发生运动，但这些都是机体内部的自然反射，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应，对于自我和周围环境，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认知能力。

　　这个角落就是黑龙江省康复医院最特殊的病房——“植物脑状态复苏中心”。一间病房就是一户人家，房内家居布置，有电视机，小冰箱，有的门上还贴着对联，窗台上种着花草。

　　这幢两层的楼房一共住着三十几户人家。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常年累月住在这里，聚居而成鲜为人知的“植物人村”。

　　住在这里的家属们彼此非常熟悉，就像亲人一样，见面聊聊家常，谁家有事出门，会帮着照看一下病人，做一下饭。

　　植物人的促醒是最关键的步骤。村里住着的病人沉睡的时间长短不一，早醒过来的人家就把自己家病人怎么苏醒的过程一一说给那些还没醒过来的病人家属听，互相鼓励。

　　如果哪天“村”里有病人清醒过来，就成了村里所有人的重要日子。大家都会过来问候，一方面是祝贺，一方面是羡慕，一方面又觉得自家的病人也多了一丝复苏的希望。

　　来之不易的吞咽

　　从儿子的眼皮睁开那刻起，母亲就在他耳边跟他说话，大声喊他的名字——“王世军。王世军。”母亲在此之前一直喊他的乳名“小魁”，小时候这么喊是因为儿子生得比别人家的壮，大了儿子有180多斤，喊着也很贴切，“现在不敢这么喊，揪心。”

　　在成为植物人之前，王世军在内蒙古大兴安岭一个林业局当司机，每个月能挣1000块钱，在那个小地方已经很可观了。他还有个12岁的儿子。2001年那一整年，他和老婆之间纠纷不断，后来有一天老婆闹着要离婚，他说什么也不肯离，老婆请来弟弟帮忙，小舅子血气方刚，几句不合一刀就捅到了王世军一个胳膊上。血往外涌，送去急救，到了当地一个小医院。直到进手术室缝针，他的神志仍然很清醒，见是一个自己认识的医生，还向他要了一根烟，笑眯眯地抽完了再上手术台。

　　他这一上手术台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手术期间竟然发生了心脏骤停，抢救后保住了性命，却成了植物人。

　　母亲至今没有得到当地医院有关这次医疗事故的确切说法，她自己猜测大概是麻醉药用过了量。

　　该吃早餐了。母亲先用棉球蘸水润湿王世军的嘴唇，保持水分不致开裂，然后剥了一个香蕉，用勺子一点点扒碎了送到王世军嘴里，他的嘴开始本能地蠕动、吞咽，食物就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吃进去了。本能吞咽这个动作，让母亲耐心地等待了两年。刚开始他吃东西只能靠鼻子上插一根长长的细小管子，进食流质。她清楚地记得以前只要一喂食，儿子就会把食物细沫一个不剩地喷出来，喷得全身都是。但她还是坚持无数次地把搅碎的食物细沫塞到他的嘴里。

　　终于有一天，母亲看见王世军的下巴活动了一下，食物一咕噜钻了进去，没有喷射。“吞咽”这个动作的发生无异于给母亲打了一针兴奋剂。

　　和床一起站立

　　照顾病人的家属常年和病人住在一起，每天按时做饭吃。病房门口的墙边，几个菜农干脆把菜摊摆到了“植物人村” 口。每天早上家属们就在这里和菜农讨价还价，也互相打听怎么做菜给病人增加营养。人声喧哗，已经苏醒过来的病人坐在轮椅上晒太阳。

　　9点一到，王世军的母亲就腾地站起来，给儿子换上刚买的新裤子，给他的两只脚穿上袜子，再套上一双黑色的软布鞋。他的脚十分干净，没有一丝皮屑，没有一点味道，母亲早晚给他擦洗两次。

　　上午9点，是王世军的站立时间，站立是为了防止他的肌肉萎缩。母亲和护工一起把王世军从床上搬到轮椅上。轮椅是经过母亲自己改造的，王世军全身没法动，背脊要弯，头要垂，她就在一般的轮椅后面装上一块木板，木板上拴着一根粗粗的红布带子。红布带子套在王世军的头上，固定他的头部。他的脚直挺挺地搭在轮椅脚踏板边上，母亲蹲下身子把他僵硬的腿脚弄弯曲，让他的鞋底踩在脚踏板上。

　　母亲推着轮椅出门向前，到了医院的大厅。母亲和护工一起再把王世军从轮椅上抱到铁床上朝天躺着。

　　一个植物人如何能站立起来呢？

　　母亲开始给他在肩部、腰间、大腿、小腿几个部位都扎上皮带或绳子，把他绑着固定在铁床上，皮带底下都垫上了软毛巾。母亲边垫边问：“儿子，疼不疼，难受就给妈哼一声。”母亲将他头部的那根红带子绕过他的额头固定在铁床上，在他的头顶、两个胳膊外侧和两腿之间都垫上软软的白色小枕头。一切忙碌完毕，母亲便开始用力地摇铁床，铁床这头徐徐上升，暂停，让他斜着站会儿，适应一下，然后母亲继续摇，直到铁床最后上升到直立位置，固定在铁床上的王世军也被带着站了起来，但是两脚尖无力地向里侧倾斜，母亲把最后一个小枕头垫在他的两脚之间，他的脚终于保持直立地踩住了。母亲的这一连串动作已经重复了几千遍，极为熟练。

　　在他站立的半个小时里，母亲面对着他，儿子高过母亲一个多头，她仰着头看着他。

　　“儿子，往这边瞅，看谁来啦？”她边说边去把儿子的头从另一侧扳过来，为的是运动他的脖子。他的手指蜷缩着，颜色发紫，母亲站在他的对面握住他的手，给他一个一个地按摩手指头。

　　时间长了，王世军的嘴里就本能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怎么了，儿子，哪儿不得劲了？”母亲说，“再坚持会儿，儿子，站够30分钟，咱们再下来。”

　　有医院里的病人家属经过铁床边，叹一口气，然后跟着母亲一起喊——“王世军。王世军。”

　　尽管有红带子套着铁床将头固定，王世军的头还是一再地耷拉下来，耷拉下来，两个眼睛往上翻。

　　醒了一半的儿子

　　在医院大厅的另一侧，28岁的刘兴华坐在轮椅上，表情呆滞，转过头来，看着站立起来的王世军，突然兴奋起来，咧开嘴笑了。

　　2003年12月2日，刘兴华以“持续性植物状态”入院。他此前刚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哈尔滨的一个高科技公司做软件开发。试用期刚过十几天，他乘坐的单位公车在公路上出了车祸，造成重度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左右颅骨骨折，经法医鉴定为一级伤残。

　　刘兴华的植物状态持续了3个多月。山东老家务农的父母一直在他身边守护着，从一个研究生到植物人，老两口怎么也想不开，经常抱头痛哭。“儿子上了7年大学，花费7万多，家里已经负债累累，没想到孩子刚开始挣钱就碰上飞来横祸。 ”

　　3个月过去，刘兴华到了能否脱离植物状态的最后关头。2004年3月的一天，护士来查房，她手里拿着一颗糖，在刘兴华耳边说：“你要是说话，我就给你一颗糖吃。”刘兴华用力地张大眼睛，嘴里突然发出轻轻的一声——“糖。”

　　从那天开始，刘兴华算是醒了过来。他醒过来的第一个意识和吃有关，但没想到苏醒后的日子里“吃”成了他活着的最重要证据。看到任何吃的东西，他都拼命地伸出手来，去抓，去要，不给就大哭。他的性格也变得和3岁的孩子一样，无理取闹。他见到谁都笑，一秒钟后就做出哭的姿势。

　　母亲没办法，有时候就打他几下，让他听话，之后母亲就后悔不已，“刘兴华原来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他每次过年回家都记得给奶奶捎回来一瓶东北大酱。”

　　刘兴华现在醒过来的只有半边身子和半边脑袋。左手左脚能动，右手右脚偏瘫。为了活动右手右脚，他也需要站立。他要靠墙站着，每天站三次，每次站立20分钟。

　　为了省钱，他们不用医院的站立设备——每站一次要7块钱。母亲推着刘兴华回病房靠墙站着，由父母自己扶着他。站的时候偏瘫的右脚会疼，他从来不愿意站。每到这时，他就不停地哭闹，母亲把准备好的饼干递给他，他就拼命地往嘴里塞，终于肯乖乖地站着。父母对望一眼，满脸的愁容。

　　长期毫无节制地吃，让刘兴华的身体越来越胖，从原来健康时的110多斤猛增到现在的160多斤。矮他一头的父母扶着他一会就开始气喘。

　　站立完了，他坐在轮椅上，母亲用塑料袋帮助他大小便。然后他就堵在病房门口，朝每个从门前走过的人打招呼，他高扬起手，看到熟悉的人，嘴里蹦出刚学会的词——“你好。你好。”陌生人走过，他就把手掌放到头顶，出人意料地做出个猴子的手势盯着他看。

　　对门王世军的母亲看见了，说一声，“这孩子现在多好啊。”她回过身看一眼躺在床上的自己的儿子，喃喃自语道： “我的儿子能醒过来，我相信。你说他什么都不懂吗﹖我仔细琢磨，也数过，我儿子只要喘出六口长气，眼睛就哗哗地开始流泪。他心里也许比谁都明白呢。”

　　陷入困境的家庭

　　这是母亲善良的愿望。康复医院副主任医师王德生认为，从医学上看，他几乎没有促醒的可能了。“王世军已经保持植物状态3年半了，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我们一般放弃治疗了。”

　　除了每天的站立之外，王世军目前已经不接受任何治疗。王世军现在仍住在医院里是因为母亲的坚持。他目前的住院费用依靠内蒙古出事医院给的赔偿来支付。“第一年每个月还按时给我们6000元，后来追着要才给，现在已经停了好几个月了。”王世军的家人在内蒙古起诉医院的判决最近刚知道结果，败诉。

　　刘兴华虽然脱离了植物状态，但是后期的康复漫长而不容乐观。刘兴华工作的单位给他支付了早期手术治疗的13万后就再也不愿意掏钱了。到目前为止，刘兴华的治疗已经花去了近30万，后期康复包括3个项目正在进行中，借遍了所有的农村亲戚，他们再也拿不出钱来了。2005年5月17日，刘兴华的父亲只好将儿子的单位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人身赔偿共246万。在所列的费用清单中最大数额的一项是后续康复治疗费120万（以每月1万元，10年计算）。

　　刘兴华的父亲这几天跑了两趟儿子的单位，请单位出示一个刘兴华在此工作的证明，没想到公司的老总怎么也不给签字，还说是在试用期出的事，能负担这些钱已经不错了。

　　令父亲纳闷的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5月11日出具的法医鉴定书认为：刘兴华残后不再保护治疗。但黑龙江康复医院诊断刘兴华为脑外伤术后后遗症，偏瘫，言语障碍，还需进一步康复治疗，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儿子醒了，可是他竟然连爸妈都认不出来，这能不继续治疗吗？”刘兴华的父亲说。

　　官司马上就要开庭了，父亲感到很不安。母亲则一声不吭地陪儿子坐在床沿上，用她的左脚勾住儿子偏瘫的右脚来回晃动，见缝插针地训练他脚上的肌肉。

　　一个家庭出现一个植物人，给整个家庭带来的经济窘境让人难以想象。即使植物人恢复了意识，后续的康复治疗花费也极其昂贵。不少家属甚至卖了房子四处举债也难以维持。

　　而那些由于外伤导致的植物人背后，几乎都有一场要赔偿费的官司，但是能打赢的少之又少，巨额的赔偿费让肇事方想尽各种办法避开或减少赔偿。“前两天去，公司还好好的，一说要和他打官司，去工商局查档案，这个公司竟然已经注销了。”一个追要赔偿的家属说。

　　奇迹何时来临？

　　从1991年全国首创以来，黑龙江省康复医院植物脑状态复苏中心接受促醒治疗共300多例。据统计，其中30 ％的病人被促醒，而更多的人则依旧保持植物状态，或者回家维持基本的营养，不再治疗。

　　记者试图去寻找因没有促醒的可能而离开医院的植物人病人。在哈尔滨市长江路的一个居民小区里，记者见到了因脑出血已经持续植物状态一年多的52岁男病人，他不会吞咽，只能靠鼻子上的小管子进食流质，瘦骨嶙峋。

　　妻子一直精心地护理着他，每天晚上都给他翻几次身，“一步也不敢离开他的身边。”她依旧盼望着有一天他能突然醒过来。

　　妻子握住丈夫瘦削的手，叹出一口长气。家里拮据到现在连消炎药也买不起了，值钱的东西都卖得差不多了。“要是有钱，我多想让他住院去啊，那也许还有个盼头。”

　　王德生医生告诉记者，他见到的存活时间最长的植物人出现在8年前，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儿子来医院治疗。他成为植物人已经15年。母亲带他辗转数家医院，仍没有放弃希望。经过检查证实这个病人已经没有任何促醒的可能，康复医院婉拒了他入院治疗。“这么长时间的病人的存活时间完全取决于家属的照顾质量。只要家属一放弃供给食物，他的生命随时可以终止。”目前如果这位病人还活着，那就长达23年了，由于当时医院还没有建立植物人网络，谁也无法获知这位病人的近况。

　　而家属们总是希望奇迹的降临。只要天气晴朗，王世军的母亲总是在早上和傍晚推着轮椅带他出去。医院就在哈尔滨著名的风景区太阳岛上，王世军总是耷拉着头，瞪着眼睛，脖子上挂着白纱布，穿过喧嚣的游览观光的人群。当有车子从他身边驶过，白发满头的母亲一遍一遍对着曾是司机的儿子重复着——“王世军，听听，这是啥声音，是你开的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