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演员濮存昕在中央党校向学员宣传防治艾滋病。后排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左三)和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得·皮奥特(左二)　　曾璜／图

　　培训中高级领导干部的中央党校，为一种疾病召开报告会和研讨会，并无先例。中央党校为什么开讲艾滋病防治？副校长李君如说：这是全球性的问题，我党的高级干部必须了解这个事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本报记者　刘鉴强

　　因艾滋病防治引发的激烈交锋，每年都要在中共中央党校静悄悄的大院里发生。

　　某省一位主管文化工作的官员，曾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艾滋病研讨会上提议：将全国艾滋病人隔离集中，让他们从事简单的劳动，编织麻袋、缝纫，自己养活自己，“这样就不会传染给别人”。

　　他的主张立即遭到甘肃省卫生厅厅长侯生华的反对。侯生华认为，这样的提议既不人道，也不现实。

　　对方举例说：“我们上世纪50年代建‘麻风病村’，将麻风病人集中起来，不就成功控制了麻风病吗？”

　　侯生华再次反驳：“当时麻风病能被控制住，是因为预防和药物治疗做得好。国外、国内的实践早就证明，建‘麻风病村’是失败的。”

　　今年6月15日晚，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不事张扬地来到中共中央党校，与学员交流艾滋病防治问题。他说，他“很感动”。

　　他感动的，不仅是“我能够给中国未来和现在的领导者作这样一个话题的演讲”，更是因为艾滋病问题已进入中央党校的视野，并引发在此学习的中高级领导者的争论。

　　高官们的激烈交锋

　　侯生华等地厅级干部初到中央党校学习时，从未想过会接触艾滋病的话题。中央党校为一种疾病召开报告会和研讨会，并无先例。“决策者与艾滋病防治研讨”，使这些决策者迅速意识到，曾经是他们工作中的盲点，或者曾令他们手足无措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已被中央党校列为重要学习内容。身为省卫生厅厅长，侯生华尽管比别的官员了解更多的艾滋病知识，但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仍需要向专家和其他地厅级官员提出自己的疑惑。

　　他在基层当市委书记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名洗浴中心的女服务员，在防疫站体检后，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侯生华当即把公安局局长和卫生局局长找来，说：“这件事不能马虎，赶紧先把人控制起来。”那个女孩交待，到该市3个月，已有过100多个性伴侣。卫生部门把她的亲属叫来，将其带回原籍。可侯生华很怀疑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她没有生活来源，回去之后，不还得跑出来？”侯生华说，这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在当地怎么才能管理好，怎么给她治。但有时就连送她回去的经费都没法开支！”

　　在中央党校，围绕艾滋病防治的观点交锋，其激烈程度让研讨会的组织者靳薇教授也吃惊。

　　去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国家某部的一位局长坚持主张，应把艾滋病人全部隔离，这令被请来与党校学员座谈的清华大学李木盾教授非常生气。两人互不相让，一时争执起来，差点拍了桌子。靳薇说：“他们争得脸红脖子粗，各执己见，根本不听别人劝。”

　　2003年12月2日，“国际艾滋病日”第二天的研讨会上，时任贵阳市市长的孙国强“声讨”卫生部门，“将艾滋病归类为性病，是公开地造成歧视。”这位市长认为，对艾滋病的道德批判，比疾病本身还要可怕。他说，这个病一开始就受歧视，原因之一是把它归到性病里面，“大家都认为你是乱搞搞出来的病，病人怕暴露自己的病情。如果你们这次研讨会真的起作用，那就把分类问题解决。我在基层当了7年市长，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说，这个分类很重要，把人分到坏蛋的圈里，社会地位就定死了，你得了艾滋病，要么是因为嫖娼，要么是卖淫，要么你就是吸毒。他对在场的卫生部专家说，对艾滋病的政府观念先要改变，老百姓的观念才会改变。观念的改变，先从决策者开始。

　　研讨会上的争论，正是中央党校开办这个项目的目的：让这些官员意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并思考如何正确决策。

　　领导者是最有影响力的人

　　6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决策者与艾滋病防治研讨”项目的靳薇教授，获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防治艾滋病杰出贡献奖”。同时获得这个奖项的还有卫生部部长高强和云南省省长徐荣凯等人。靳薇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李君如等的支持下主持开展的这一项目，已对全国部分地厅级官员中产生可喜的影响。

　　6月20日，靳薇告诉本报记者，当4年前中央党校开展艾滋病教育时，有人问，那些身为地厅级干部的学员会不会心怀疑虑：“难道组织上怀疑我行为不轨？”

　　而最常遇到的疑问，是培训中高级领导干部的中央党校，有什么必要开展艾滋病教育？6月15日，在会见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时，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当时有些人感到很奇怪，中央党校为什么要讲艾滋病？胡锦涛主席指出，艾滋病防治是关系到我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各级党政领导需要提高认识。因此，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必须了解这个有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靳薇说，目前艾滋病蔓延严重，如果不重视，将来会更加严重。“SARS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死亡，却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政府的管理机制中，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还有很多空白。”她说。而艾滋病的危机，不管是未来还是现在，都远大于SARS危机，因此，要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

　　关于艾滋病防治，中央的防治原则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靳薇说，防治艾滋病，必须靠政府。如果没有政府，仅靠民间力量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如果政府不主导，多部门合作也是一句空话，因为“多部门合作”中的部门也是政府部门，比如公安、卫生。政府不在重视防治方面做出表率，全社会的参与也难以实现。

　　“政府是谁主导的？就是这些领导干部。”靳薇说。他们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重视，一项工作才能有效开展起来。不过，一些官员还不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也不了解国家的有关政策。在她的研讨班上，许多官员不知道国家1998年就出台了防治艾滋病中长期规划，也不知道国家的“五年行动计划”，因此，必须首先教育干部。她说，SARS危机后来为何有效逆转？就是因为中央启动了对官员的问责制。问责制是教育干部的一种非常状态下的非常方式。而现在常态下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要用新的教育方式。

　　在党校进行教育，是教育领导干部的最好方式，因为党校对学员具有权威性。一位学员告诉靳薇，他参加研讨班后，有三个感想，一是没想到中央党校搞艾滋病政策培训。这在过去是一个禁忌话题，而现在居然能在中央党校开展，说明社会进步了。二是既然在党校开展教育培训，他就认识到艾滋病问题必须正视。三是这也给他一个暗示，中央党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教育，说明中央很重视这一问题，作为地方官员，他们也要重视起来。

　　在中央党校开展的项目，效果之大，出乎靳薇意料。中英防治性病艾滋病办公室的项目官员张建新赴艾滋病蔓延严重的四川凉山开展工作时，曾与一位副州长洽谈。那位副州长表现出对艾滋病防治的高度理解和配合，并说：“这项工作很重要，如果不及时防治，就有灭族的危险。”这令张建新极为惊讶，因为遇到对艾滋病防治理解如此到位的地厅级官员，并不多见。那位副州长解释说：“我在中央党校上过艾滋病防治课。”

　　网文指责致培训受挫

　　如此有效的教育项目，到了2004年10月，一场谁也预料不到的媒体风波，令其几乎戛然而止。

　　2004年9月26日，在上海召开的一个艾滋病防治茶话会上，靳薇谈话中提及她的一个调查结果。

　　从2001年到2004年，靳薇和她的同事，向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厅(局)级官员做了调查。被调查者在参加专题报告会和讨论会前后各做一次相同的调查问卷，反映培训活动的效果。

　　接受调查的600多位地方掌权者中，平均年龄44岁，其中大学学历占72.8%，研究生学历占27.2%。靳薇认为，了解并影响这一部分地方官员对待艾滋病问题的态度，可能直接关系到国家“防艾”政策的制定及执行。

　　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您的属下因过错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您主张是什么？4个选择：一、不用管他，咎由自取；二、公开他的病情并解除他的工作；三、替他保密，允许他继续工作；四、不知道怎么办。”

　　超过半数的官员选择“不用管他，咎由自取”。这个答案被很多媒体注意到，并酿成一场风波。

　　最初披露此消息的《新民周刊》的报道是公允平衡的，其文章中不但提到这一调查结果，而且提到官员对艾滋病无知以及歧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该文同时报道了靳薇的另一部分结论：经过专题报告和研讨会的干预后，被调查者的知识改变非常明显，观念也发生极大改变。西南某省的省委政法委书记在听完报告后说：“今天很受启发，对卖淫嫖娼、吸毒的管理上，国外降低危害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过去我们总用搞运动的方式‘严打’，但越打越多，反弹很厉害。长久以来，我们也对自己工作的方式和效果产生疑问，看来运用‘管理’的思路会更有效。”他表示，回去以后，将在本省政法系统内进行研讨和学习，改变工作思路。

　　然而，靳薇说，很多网站转载此文时，纷纷以“厅干不可缺乏人文善意”、“中央讲协调发展，高官缺乏人文关怀”等骇人字眼为题，对领导干部的“无知”大张挞伐。这些文章将《新民周刊》的报道肢解，不讲中央党校为何要组织地厅级官员学习艾滋病防治政策，也不全面介绍培训后参与者在知识、观念、态度和政策选择上发生的变化，单单只挑出培训之前领导干部的一些“无知”观点大加渲染，热蒸爆炒。

　　中央党校领导及培训活动组织者因此受到很大压力，相关领导和部门对今后涉及学员的调查、研究成果发表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和限制。

　　靳薇说，片面指责领导干部无知是不公正的，这种无知责在社会，责在体制。她说，这些领导干部虽受过大学以上教育，但他们是人不是神。中国整个社会还缺乏艾滋病的充分信息，我们的干部政绩考核体制也待完善，公共卫生等人类发展指标还未列入政绩考核体系，所以，艾滋病问题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盲点”也不足为奇。

　　而领导干部和民众对艾滋病的无知，媒体也负有重要责任。她说，报刊只在每年的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前后才对艾滋病“狂轰滥炸”，平时则将艾滋病问题置于冷库。

　　沉寂了半年之后，中央党校又开始在艾滋病教育方面，尝试新的路子。6月20日，曾毅院士来到中央党校，为全国党校系统“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现实”专题师资班的学员们讲解中国艾滋病形势。中央党校期望与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委员会及福特基金会合作，培训各省党校师资，让他们回去后培训各省市的官员。这一新举措将影响到更多的地厅级官员。“毕竟能到中央党校来的只是少数。”靳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