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风

　　唯古独尊的复古主义当然是荒唐的，唯我独尊的唯理主义和自我迷恋，也同样是荒唐的。

　　轻易断言“国学”、“儒教”对于当下中国人只有负面价值，恐怕也是轻率的。判断传统的某些因素的价值，总是很困难的事情

　　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的消息一经传出，毫不意外地激起广泛的议论。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告成立“儒教研究中心”，更是拨动了一些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神经。

　　坦率地说，对于“国学”、“儒教”的概念，我并不完全赞成；但我理解有关人士的用心，衷心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有助于丰富当代的知识思考、甚至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精神重建。

　　而在种种反对之声中，人们很容易就能听出某种刺耳的冷嘲热讽，其玩世不恭与对方的郑重认真恰成对比；而在知识上，他们差不多都犯了一种十分滑稽的错误：普遍地信奉决定论。

　　在他们看来，一个时代有某种神秘的“时代精神”，它的文化、哲学、宗教、价值观，与其政治、经济、社会等状况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共同的属性。因此，假如秦代、甚至更早的中国，可以被称之为“专制国家” 这似乎已成定论，那么，整个古代中国的思想、信仰，也就同样是专制的。新时代需要新文化，旧文化就该进“博物馆”了。

　　多么简单清晰的逻辑。然而，人们肯定就会疑惑，为什么西方今日的经济、政治、社会，早已不是公元前后、也不是宗教改革时代的样子，但多数民众却依然信奉基督教？何以诞生于古罗马的民法体系，或者诞生于13世纪、鼎盛于17、18世纪的普通法体系，现在依然可以治理整个世界的事务呢？

　　国学、儒教可能确实如这些反对者所说的那样，不配存在于今日。但至少他们的论证，却存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也即，把起源学的解释，当成对事物性质的分析。因为一个东西形成于昨天，所以今天就该被抛弃。这似乎已有今天对昨天、今人对古人施行暴政的嫌疑。事实上，它也是一种逃避：今人推卸了自己对古人做判断的责任。

　　其实，人类文明史上更常见的情形是：思想、宗教、法律、价值、道德观念，与其生成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离的。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说，“一个总括性传统可以离弃某些独特的因素，随后这些因素又成了相对独立的传统”。因此，从横向的角度看，似乎不宜轻易地将一个时代视为一个整体，而爱屋及乌或恨屋及乌。

　　相反，每个时代，都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经验是最好的老师。朱学勤先生曾经提醒人们注意一个被中国人普遍忽视的奇怪现象：英国和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欧洲大陆式的启蒙运动，但其现代性的基本架构，却是最稳定的。在这两个建立了具有标本意义的宪政、法治秩序的社会，人们的心灵却具有最为浓烈的中世纪色彩。在美国，信教者的比例显著高于欧洲。古代与现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有人马上会辩驳说，那是因为，西方的精神性传统更有利于现代的政治秩序。因此，中国如果要实现法治宪政，也需要在信仰、道德、生活方式等方面向西方靠拢。于是，反传统的人士从一种决定论走向了另一种决定论。他们之所以坚持他们所说的现代的观念、价值、信念、文化，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靠这些，才能让中国实现社会与制度的现代化。

　　这样的推理是荒谬的，它给中国的制度转型附加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具备的前提条件，从而彻底取消了制度转型的独立意义。

　　而且，他们过于自负地在今天与昨天的信仰、价值、观念之间，划出了截然的界限。美国伟大的普通法法律家霍姆斯在其《普通法》一书中曾说，“人类行为之大多数的标准多少个世纪以来并没有多大变化”。因此，研究法律，就不能不研究法律的历史。也因此，大量的宗教、法律、道德观念、甚至政治制度，穿越上千年，在不同时代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当然，笔者并不想断言，中国传统的宗教、道德观念、礼俗，对于当下中国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和制度转型来说，具有重大价值。不过，断言其毫无价值，甚至只有负面价值，恐怕也是轻率的。判断传统的某些因素的价值，总是很困难的事情。此时，摒除激情，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灵，是至关重要的。

　　启蒙（enlightenment）意味着摆脱偏见（enlighten）和开明（enlightened）。唯古独尊的复古主义当然是荒唐的，唯我独尊的唯理主义和自我迷恋，也同样是荒唐的。假如人们真正地追求启蒙精神，那在面对传统的时候，就有理由谦卑地假定，古人也许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