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是我自作自受的结果……如今到了该偿还孽债的时候了，只是苦了我最亲最爱的亲人——您，我的妈妈，还有我那未曾见面的儿子。我真的好恨、好恨！好悔、好悔！”——摘自死囚余华国2004年6月的“绝笔家书”。

　　每年的6-26，都被毒贩们视为“鬼门关”。因为这一天的前夕，总会有一批罪恶滔天的毒贩收到一份死刑判决书。从去年起，重庆市看守所在管理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征集毒贩的忏悔家书作为警示教材，至今已收集近200封。

　　6月24日，经特许，本报记者挑选出贩毒死囚余华国的“绝笔家书”予以披露……

　　贩毒死囚余华国的“绝笔家书”

　　亲爱的妈妈：

　　好难提笔给您写信。两年来，我无时不在痛苦、自责中煎熬。随着时间一天天的临近，我不得不告诉您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我因为贩毒被判处死刑，6月26日将是我人生的最后终点。

　　父母给了我生命，家庭给了我幸福的生活，让我在无忧无虑中成长。成年以后，我不但没有给家里作什么奉献，反而因一时的冲动，身陷牢狱。14年的劳改生涯，妈妈从一个年轻的少妇，变成了鬓发霜白的老人。您始终没有放弃儿子，每每看着您离去的背影，一幕幕儿时的情景浮现在我含泪的眼前。小时候，我每次从幼儿园溜出来，等您上班偷偷地跟在您的身后。

　　因为我的顽皮，您就每天带着我上班，您干活我就坐在您的身边。一次下班的路上，我挣脱您的手向前奔跑，一辆汽车开过来，您在慌忙中毫不犹豫地扑在我的身上，汽车差点就压在我们身上。

　　妈妈，儿子总是不争气，总是让您操心、担心。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您拖着年迈的身躯辛苦操劳，开小商店，卖绿豆汤，卖油饼；七十多岁了，您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没有享受到儿子的孝顺；我出狱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妈妈，我真的好想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您晚年享享清福。

　　但是，事不如人愿啊！悔啊！恨啊！交友不慎、铤而走险、参与贩毒、被判极刑。这一切的后果，所经受的痛苦，我愿意承担；但我更想揽下天下所有的苦难，来换回亲人的幸福、安康！

　　妈妈，我好想我那刚刚出生，未曾见面的儿子，他是我生命的延续。我每次写信都不敢提起，怕您会更加伤心，您有他的消息吗？见过他吗？请代我照顾他。我知道，他已经抱给了别人，您也好想找回他，您的孙子。作为人父，我给了他生命，却不能养育他成长，让他从小失去父爱。今后他的人生，我不敢奢想。只有祈祷上天，让我的儿子一生幸福、免遭磨难、做一个遵纪守法、谦让知理的堂堂男儿。

　　妈妈，我枉为人子，愧为人父，早些离去，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解脱。那无尽的后悔、遗憾、自责，让我心力交瘁；妈妈，儿去后您也不要伤心，我欠家里太多了，今生不能报答，来世我会珍惜生命，善待人生……太多太多的愿望，太多太多的后悔，永别了，妈妈！永别了，亲人！请原谅我，忘记我。

　　另注：姐姐，这是我最后的一封家书，告诉晚辈们，长大以后要遵纪守法，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孝敬长辈，交友谨慎，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一失足成千古恨，害了自己，连累家人，危害社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切记！

　　此致 敬礼！

　　儿 余华国 绝笔（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全文有所删节）

　　【面对面】“我想回家看老母”

　　今年39岁的余华国比较瘦，一口牙齿很白，普通话讲得挺标准。他是江西景德镇人，2002年因在重庆参与贩卖250克海洛因，2003年被判处死刑。去年6月26日前夕，余华国经最高人民法院改判为死缓，目前，正在监狱服刑。

　　为“义气”去贩毒

　　重庆市监狱，这是2005年6月24日的傍晚，也是余华国被改判为死缓，重新看到一线生机一周年的日子。

　　“写那封信时，我以为自己快死了。因为2004年6月26日是执行死刑的日子。”余华国端正地坐在对面。此前，余华国曾以过失杀人罪在当地服刑13年半。2002年，是他出狱的第2个年头。因为没有一门手艺，余华国的家境不好。家中除了兄弟姐妹，只剩70多岁的母亲退休在家，两人靠300元钱生活。

　　在一次朋友的结婚仪式上，余华国结识了后来的同案，后者怂恿他：赚大钱，去贩毒。“当时，我对他说，不干。自己还回避了2至3月，最后还是被他找到了。”余华国埋怨：都是朋友间那种盲目的“义气”让我走上一条不归路。

　　2002年3、4月份，余华国和那位“朋友”带上行李，一起到重庆拿货，“当时，我和在家的母亲说，自己有点事要外出，就走了。”

　　母亲没想到，儿子这一走，可能一辈子回不来了。

　　首次贩毒双手发抖

　　2002年7月30日，拿到“货”后，余华国准备第一时间坐火车回去。回忆起自己生平第一次贩毒，余华国还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2至3点间，我拿了货，一路快速走向车站，当时心里空空的，慌乱得很。”

　　一到车站，余华国等人就被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重庆警方擒获。“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往下坠，往下坠。”余华国说到这里，本来端正的坐姿一下倾斜了，嘴唇微微颤动。

　　2003年1月，余华国被一审、二审判处死刑，执行时间是2004年6月26日。

　　或许是和死神距离越来越近，余华国开始给家里写信，告诉姐姐，自己被判了死刑。姐姐知道后，连忙从江西赶来，要为弟弟请律师。但是，无论怎样和死神接近，余华国都没有告诉母亲，甚至叮嘱周围的人，别和母亲说，儿子活不了多久了。

　　“母亲身体不好，怕老人家听到了，一时受不住。”余华国说。

　　“绝笔家书”带来曙光

　　2004年4月，离6月26日只有2个月，余华国心绪不宁，以往母亲呵护自己、自己刚出生、未见过面儿子的情景，一一返现眼前、脑海、心间。

　　在一个阳光不太好的日子里，余华国写下了这份“绝笔家书”。家书寄出几天后，余华国一下子变得沉默起来。

　　6月26日前夕，余华国接到了自己被改判死缓的消息。“一时间，我真是又高兴，又难过，心情太复杂，太意外了。”余华国有点激动地说，想都没想过自己会有机会捡回一条命。

　　之后，余华国从看守所转到重庆市监狱服刑，开始认真改造。

　　“母亲带孙子来看我”

　　2005年6月24日傍晚，记者在余华国的床上看到，被子上放着一本监狱内部的刊物，内容是犯人们对自己过去的悔改；在监狱底楼有一间亲情电话室，心灵热线常常连接着余华国和他的亲人们。

　　2005年3月28日，余华国的母亲带着孙子，千里迢迢地来看儿子。一家人在监狱里吃了一顿饭，这是余华国2002年离开家乡、离开母亲以来惟一的一次三代团聚。

　　“我没能点母亲最爱吃的菜，倒是母亲点了我最爱吃的鸭子和猪舌头。”说到这里，余华国悄悄转过头去，一段时间没能吭声。

　　“你母亲知道你判了死缓了吗？”记者问。

　　“没有，还是一直瞒下去。”余华国答。

　　“那儿子呢，他知道吗？”记者再问。

　　“现在还小，今后不瞒他。”余华国再答。

　　“能不能让我给你家，给你母亲打个电话？”记者又问。

　　“算了吧，老人家，身体不好，什么都别说。”余华国拒绝了这个要求。

　　现在，他每天要劳动改造，每天要看教育刊物，每个月和家里联系一次。

　　“很有可能，我出来那天，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要好好活下去，争取早一点出来，回到母亲和儿子身边。”

　　（注：本文所涉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