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哺育了苏浙沪经济极速增长的长三角水资源正承载着不同程度的污染之痛。“守在长江边,不愁没水喝”的预言已被打破,水乡正发出急切的呼喊:谁解长三角之“渴”?
“鱼米之乡”面临水荒
“鱼米之乡”缺水,也许不可思议,但却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本刊记者将在江南为您破解这一环保迷局。
京杭大运河、钱塘江和太湖水域被人们誉为中国的长三角,有名的“鱼米之乡”。春寒料峭的早春三月,西湖的水色与苏州的评弹沉淀在浓浓的夜色里,显得和谐而又平静。然而,在这看得见的平静后面却有着看不见的焦急。
太湖之痛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面积2400平方公里,流域总面积36895平方公里,环湖人口约4000余万,分别占长三角总面积的36.8%和总人口的48.8%。环太湖流域以上海为中心,包含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等8个大中城市,还有30多个县(市)。
改革开放以来,位于长三角腹地的浙江和江苏是太湖流域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但其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却是对水资源的掠夺式利用。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大量增加,加上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太湖地区水资源污染问题一度变得十分突出。
自2003年以来,浙江在短时期内陷入因污染而造成的大规模水资源紧缺危机。因为缺水,浙江企业成本飙升、出口订单无法完成、外商考虑撤资、一些企业开始被迫外迁;因为缺水,太湖沿岸的城市每年不得不拿出数亿资金治理,但难于统一协调,效果不佳。
据悉,由于地上水源受到污染,浙江、江苏部分地区不得不对地下水大量开采,从而直接导致地面下沉……然而,与中西部地区出现的“水荒”不同,长三角地区的“水荒”是由于工业排污日益严重,水源不断恶化,导致水质型缺水而酿成的 “水荒”。
“污染最严重时,管道流出的水像酱油一样黑。”浙江省湖州市环保局污控与生态处副处长吴张敏形容说。
“丝绸之都”的代价
早上6时15分,李二农(化名)准时出现在江边,然后解开缆绳将船摇到北岸。船上有一把铁叉,一只硕大的竹筐和一只拴着长长竹篙的漏勺。
老李是苏州市盛泽镇为数不多的养鱼人,但此刻他不是去喂鱼,而是去捡垃圾。“看看这些垃圾你就知道这条河有多脏了,以前这里干净得不得了哎。现在不行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差,连鱼都被搞死了。”李二农边说边叹气边摇头。
老李承包的这片鱼塘位于嘉兴市和苏州市的交界地带,是长三角最繁华的一段。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前些年原本还是小渔村的盛泽镇没用两年就变成了中国的“丝绸之都”。
于是,各种印染厂、纺织厂、化纤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从此,盛泽变富了,盛泽人的腰包也鼓了,可盛泽大大小小几十条遍布其间的河流却变黑、变脏了。
“他们工厂的排污管就伸进这个湖底下,隔几天就放一次黑水,搞得我们养的鱼虾全都死掉了,一年损失好几万。以前我们是放养,现在是围养,就是用好几道鱼网把鱼围起来,可即便这样污水还要流进来。”
“为这事我们告到了苏州,环保局来人调查,说答应赔给我们每户人家10万块。结果是这附近的每家工厂都被环保局罚了10万块,可最后我们却一分钱没得到!”李二农气愤地说。
上下游之争
与盛泽一桥之隔的王江泾镇的湖水污染程度也非常严重,虽然春天还未正式来临,可在很远的距离便能闻到一股腥臭味儿,而且有部分污染严重的河水已经变成了黑色。
“过去是喝湖里的水,前两年喝井里的,现在只能喝自来水了,再过些年恐怕连自来水都没得喝喽!”王江泾镇一位居民无奈地感叹道。
“这条河里的水在2000年时还蛮好喝的,可最近这两年一下子就搞黑了,都是那边(盛泽)印染厂放过来的污水。这里的人都晓得,以前我们两个镇为这个事情差点闹出人命!”于德生老人家住王江泾镇一里地街,而他上班的地方却在近邻盛泽镇的一家棉纺厂。
据当地居民回忆:“当时两镇群众情绪激愤,并且在各自地界挂起了大幅标语,王江泾镇的标语是‘为了子孙后代坚决堵住污水’;盛泽挂出的标语则是‘公然违法断水堵航天下奇闻’。”
“当时都出动了部队,事件惊动了上级政府。”当地群众称。
经济增长与“黑色”GDP
如今,时隔三年的那场激烈争斗早已经偃旗息鼓,小镇上的人们也已和好如初了。只是,流经两镇境内的那条河却变得越来越污浊不堪了,如果这之前还可以用“泾渭分明”来形容,那么现在就是“同流合污”。只不过生活在两地的居民早就变得“麻木”、不再理会罢了。
“主要是人太多,丢掉的垃圾全都扔在了河里,哪能不脏。”郑志民老人负责王江泾镇内大大小小几十条河道的垃圾清理工作,他亲眼目睹了河水由绿变黑、由清变浊。
以王江泾和盛泽为例,过去两地人口相加不过十余万,而现在仅盛泽一地的人口就超过了20万,其中外来人口占到 80%—90%,而一些工厂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用工人数不断增加,更是导致盛泽人口急速膨胀。
按经济社会发达程度测算,太湖流域是全球第19大经济区域,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太湖流域人均近5000美元,相当于中国平均水平的近5倍。然而这里的水资源人均仅为全国的1/5。同时,这个流域污水排量每年达53亿吨,流域每个人可以分摊至少100多吨污水。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曾在一篇题为《中国:绿色发展与绿色GDP(1970—2001)》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同程度地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的3倍。
“GDP是上去了,可这样的GDP是以污染作为代价的。现在国家一直提倡‘绿色GDP’,那掺进去了环境污染的GDP增长值是不是应该叫‘黑色GDP’?”当地一位居民打趣道。
水乡的“富”与“穷”
历史上,有“鱼米之乡”美誉的太湖流域水资源非常丰富。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各自以苏州和绍兴为中心,先后开凿拓浚邗沟、晋溪、江南运河等,使太湖流域成为富甲天下的江南米仓。而“以水兴市”的苏浙沪地区更是因吴、越争霸而闻名于世。
不仅如此,长江、京杭大运河、钱塘江等水系均汇聚于此,成为长三角经济圈强有力的“动力源”。难怪连上海市的出租车司机都不无骄傲地对记者说:“阿拉上海不缺水哟!阿拉上海水老好个!”
然而基层的官员和群众或许更能深切体会到水乡缺水的尴尬:“守在太湖边没有水吃,你说是穷还是富?”一位在太湖边上种地的农民对记者道。
而实际上,说湖州水量充沛,并不客观。湖州“自产水”本来就很低,虽然守着太湖,但年降雨量很低,水资源总量是40亿立方米,其中34亿立方米需要引过境水,人均占有水资源1536立方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6%。
“暧昧”的治污
为了实现“2000年太湖水变清”的目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务院有关部委会同苏浙沪两省一市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水污染治理运动。当时太湖水“变清”确定的治理目标是:1998年底实现全流域工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沿湖宾馆和饭店等单位的废、污水要达标排放;2000年各出入太湖河流的水质都要达到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和规划要求,实现太湖水体变清。
然而,太湖治污“雷声大雨点小”,今天的太湖水非但没有变清,甚至在持续恶化。水利部淮河流域管理局原局长黄宣伟教授三年前受世界银行委托,调查了太湖——无锡——宜兴段,调查结果显示:该段污水排量占整个太湖流域70%以上。“当时我建议当地相关部门在此设立污水处理闸口,去年11月,我再次前往当地时,发现虽然设置了闸口,可根本就没起什么作用”。
据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的一份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在规划“太湖水变清”时,当时估算每年进入河道和湖泊的工业废水只有5.4亿立方米,生活污水的年排放量也只有3.2亿立方米左右。
但在要求“变清”的2000年,排放的污水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2000年太湖流域污水排放量53.3亿立方米,其中工业污水32.4亿立方米,城市生活污水20.9亿立方米……
对此,一些地方环保部门的解释是:现在的水体污染主要是老百姓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工业污染已经治理得差不多了。因为现在几乎每家企业都有污水处理设备,一下子要达到Ⅰ类Ⅱ类不太现实,但Ⅲ类水标准还是有可能的,否则不让其投入生产。
而坊间的传言却认为,当地环保部门和这些“大老板”们都有关系。农民告得厉害了,环保局才过问调查一下,然后再罚个几万、十几万。
“你去无锡—宜兴段的梁锡沙独山口污水闸看看就晓得了,虽然建了闸,但还是和没建一样,污水不经过处理就排到了湖里。”黄宣伟教授告诉记者说。随后,记者乘车赶到了位于无锡市郊的独山口污水处理闸,虽然未赶上当地群众所说的“ 放臭水时间”,但发现处理后的湖水依旧是浑浊不堪。
“这个湖底下就有好几根排污的大管子,它不是天天都放脏水的,而是隔三差五地放一回,怕我们发现。”在太湖无锡段打鱼的一位渔民说道。
何日能解长三角之“渴”
众所周知,任何资源的提前或超量“变现”,必然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动力透支”,其后果是导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而水资源出现“瓶颈”,足以困厄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及居民生活。有人这样形容太湖污染:10年前是“其声呜呜”;10年后是“触目惊心”。
“污染最主要的原因是治理措施跟不上长三角地区迅猛的社会经济发展,水消耗量越来越多,各类污水的治理措施和治理标准严重滞后——这就是现实。”黄宣伟教授说道。
吴张敏说:“太湖湖州段在1992年以前水质最好,基本达到了Ⅱ类标准;而现在基本控制在Ⅲ类标准。虽然目前对城区居民饮水的影响不是很大,但随着城市用水量的提高,治理的难度会越来越大,而且治污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让湖水变清。”
既然治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远水能解近渴吗?
跨流域调水解燃眉
一直以水乡自居的江南人,如今也把目光投向长江和钱塘江,提出实施跨流域调水,以缓解当地的饮水困境,而苏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迎接世遗会的召开,苏州截流“引江济太”工程,现在苏州市民喝的水就是长江水。
“从目前来看效果不错,但从长远考虑,也不是好办法,因为这样会造成下游一些城市和河流的污染。”黄宣伟说道。
看来,如何突破水质性缺水——这个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衡量“绿色”GDP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已成为各级政府开始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水利专家建言,在采用价格杠杆促进社会节约水资源的同时,应成立专门的机构,对区域水环境资源与水污染控制实行统一管理,避免多头领导。也有的地方官员称:治污要治本,治本就要清源。
而“源”在哪里?看来,只有地方一级政府和老百姓最清楚了。
“小桥、流水、人家”成为记忆
记者手记: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江南水乡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正如诗中所云。可连续数日江浙部分地区的所见所闻却令记者甚为惊讶。
在太湖边上,记者看到小镇里的河流几乎全都呈暗黄色,湖面上浮动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和泡沫,偶尔还能看到漂在湖面上的死鱼虾。
“以前这里工厂少的时候都是打鱼为生的渔民,虽然不是很富嘛,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感觉蛮好的。现在工厂多了,鱼也越来越少了,人们都去做工赚钱了,没的鱼打喽!”一位村民说道。
有一首评弹唱道:太湖美,美在太湖水……让水乡人引以为豪的小桥、流水、人家,不知何时竟成了小桥、污水、人家。真不知道被污染了的太湖水美在哪里? 《新世纪周刊》 选题/陈晖 邢野 执行/程海涛 王全宝 摄/程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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