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新京报》消息：北京的最高气温超过40℃。在节假日三倍工资之后，有市民建议：将高温假和降温费写进劳动法，气温超过一定限度，如38℃时应自动放高温假；不能放假的企业，应给员工发放降温费。

　　骄阳似火，热浪灼人。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早，且来势汹汹，许多城市的政府已经开始关注高温现象，媒体评论文章也呼吁政府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来防患未然。高温不仅考验着我们的生存能力、考验着政府管理智慧，更考验着我们的政府责任和行政作为。笔者以为，政府应对高温“烤”验不能总是抱着一种“应急”的心态。

　　首先，高温不能等同于山洪、冰雹等相对不可预见性的自然灾害，高温年年有，高温事故年年发生。如果政府每年都需要召开“紧急会议”、下发“紧急通知”来应对高温问题，那么，高温问题就不应该再被表述成一种概率外的偶然，而应该成为一项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的常态。政府有责任设立相应的统一协调机构来专门处理此类事件，而不能年年乱了阵脚时才进行谋划。完善的高温处理机制可以包括：明确哪一级高温时需要停课、停止户外作业、提供劳动保护；明确授权给谁来向社会公布高温信息；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惩戒措施。

　　其次，导致高温“烤”验下决策应急化的关键是法无可依。在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当下，劳动法规却一直未对劳动者高温作业出台具体保护措施。我国1989年开始对长期呆在33℃以上、湿度在80以上的空间内工作的职工实行高温补贴措施，到1991年对原来的高温补贴标准稍作了调整，但此后的十几年间，高温补贴标准一直未作调整。国家一直没有明确规定企业要以货币的形式为职工支付防暑降温费——这给无良的用人单位规避义务提供了法制的漏洞。高温问题没有法制保障，政府就只能采取些临时措施。这也是高温问题的决策难以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源。

　　其实，高温预警机制只是市民知情权的一种保障。热浪考验的不仅是政府责任和政府的常态管理、危机管理，更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良心”。在特殊天气下，公共资源应该向谁倾斜？是保证生产用电用水重要，还是保证生活用电用水重要？是城市景观形象重要，还是市民基本生活重要？一个人本政府就是市民的贴心政府，是拿公共资源真正为公众谋福利的政府——当这样的决策理念成为价值取向时，高温下的某些“牺牲”就不是应急，而是常态。

　　有效抵御热浪袭击，事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也关乎公民切身利益。企盼政府在应对每年的高温“烤”验上，不能总是应急而已。

　　（稿源：国际在线）

　　（作者：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