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提示
2005年6月10日14时20分，黑龙江宁安市沙兰镇中心小学遭遇洪水袭击，这场灾难夺走了109条鲜活的生命，其中小学生105人。沙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一夜间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关于沙兰洪灾的报道每天见诸报端，《新文化报》也派出记者赶赴灾区，和国内数十家媒体一起参与灾情报道，关注救灾进展。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当时对灾难中一个细节的认定，竟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业内激烈辩争。
从震惊到疑问
6月14日，《新文化报》及国内几家都市报，均在头版刊发一张沙兰镇中心小学校舍墙上四只手印的图片，本报图片的文字说明为“遇难学生在教室墙壁上留下挣扎的手印”，这张图片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绝大多数读者被墙上触目惊心的手印震撼了。
然而，几经细读，黑色手印使我们产生一连串疑问。随后，本报摄影部主任迅速与前方摄影记者取得联系，请记者详细回忆手印发现的经过，并做进一步的追访。根据记者叙述，结合以往赴水灾现场采访的相关经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手印做深入调查，得出合理结论，避免以讹传讹误导读者。于是要求前方记者拍下全部照片，不要做任何技术处理，以作出更准确的判断。测量手印大小，寻找知情人，对手印的真实性进行核实。14日晚，根据记者调查和传回的图片分析：手印不是孩子留下的，理由有二：
一、原本以为墙上的手印伴有抓痕，因为孩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用尽一切力量去抓住眼前的东西，可从照片的质感仔细看来发现那不过是泥手印，是抹上去的，且手印表面较平滑均匀。
二、当时洪水在室内的水位是2米多，由于水的浮力，孩子不大可能沉在水底（如果沉在水底，手印当然也就留不下来了），应该是在水面上下起伏，所以手印应该在洪水水位线印迹之上，而我们看到的手印却在当时洪水淹没过的地方。
基于此，本报16日在头版刊发了题为《这手印不是孩子留下的》的稿件。于是，有关照片的真实性和记者如此操作是否有意义的激烈争论由此掀起。
轩然大波
稿子见报的当天，一些国内门户网站以题目为《独家报料：洪灾黑手印不是孩子留下的》的报道转载后，立刻掀起波澜，各种声音和争议接踵而至，手印是真是假并非是讨论的第一焦点，焦点是有没有必要去核实它的真伪。
6月16日、17日，某网站论坛上一家都市报的当事记者发出《关于黑龙江手印的原始图片出炉实录》和《黑手印再次回应“手印打假”报道之谬》两篇署名文章，通过讲述手印图片的出炉过程，回应本报对手印的质疑，把争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6月17日，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文涛拍案》栏目，主持人以《天灾人祸交相摧》为题评述沙兰水灾时认为，不管手印是谁留下的，都能让人们联想起当时孩子们是多么无助，多么害怕，并建议将这印有泥手印的墙保存下来作为纪念，让它成为中国的哭墙。随后便有网友回应，表示支持。
某网网友：“手印之争有何意义？媒体闲极无聊！是孩子的又如何？找到手印的‘作者’干吗？希望媒体不要再在手印问题上浪费时间了，也不要继续用记者的笔在人们已经伤痕累累的心上再任意切割了，我们无法忍受你们的无稽之争了。”
另一网友：是遇难学生的手印抑或寻找亲人尸体的手印值得争论吗？潜台词就是当心别有用心，被人利用。这种闪耀着“理性之光”的声音已经不止一次在角落里响起，只是声音里辨不出人性的呼唤。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无非是想推倒这面墙吧，一如克拉玛依将纪念碑变成广场，没有对死者的铭记，这最后一点死去的价值也不复存在。而迎接这个善于忘记过去的民族的是什么呢？也许又是十年后相似的悲剧。保留那面墙不仅仅是让我们记住曾经发生的一切，更是要让他们记住一个公仆的责任。
相比之下，另一个声音似乎稍显微弱：作为新闻记者，最大的职责就是实事求是，事实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把事实还给广大读者，是是与非非，留给读者去评论。
还有一家网站上发表的贴子言辞更为激烈，大家都是把人文关怀放在了首要位置，但焦点仍是争辩手印的真伪是否有意义，也就是说是否有必要一定要将真相公布于众。
在一些读者、网友，特别是同行的眼里，我们似乎做了一件傻事。像这样一幅有着强烈视觉效果和足以震撼人心的丰富内涵的“好图片”，有什么必要去质疑甚或否定它呢？同为国内的首发媒体，凭着它我们可以在读者中赚足眼泪，在同行中赢得尊重，特别是当它强烈的符号意味足以使其以“中国哭墙”的名义载入史册时，我们有什么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费心费力地去进行“自我否定”呢？
原因只有一个，我们对于新闻事业有着最为简单、质朴的理解——新闻必须是真实的。在新闻面前，真相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可以放弃一条可以引起轰动的好新闻、好图片，但我们不能放弃“新闻必须是真实客观的”这一基本原则。
把“傻事”进行到底
为了寻找手印真相，6月22日我们再次走进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历时三天往返于沙兰—宁安—牡丹江三地寻访了百余名当事人，三进沙兰镇中心小学实地勘察，得出结论：黑手印不在教室，黑手印是在洪灾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留下的。
见报手印位置在教师办公区的走廊上
6月22日，近千平方米的沙兰镇中心小学狼藉一片，偌大的操场仍被淤泥拥塞，散发着极其难闻的异味，满地被洪水侵泡的书包，各种颜色的小鞋帽，横七竖八的桌凳，都掩饰不了105朵鲜花一样的小生命的猝然凋零的悲情。走进学校，沿着高出操场60厘米的教室，径直来到教师办公区的走廊，在这个长6米、宽2.7米、高3米的廊墙上，记者见到了报纸和互联网上“反复亮相”的四个手印。尽管两面廊墙有许多泥手印，但这四只手印完整清晰，并因方圆两米以内没有任何其他印迹显得非常醒目。
四年一班学生赵明星再说手印
“发水那天，在我们教室里，同学王宗其、王丽两人在水中奋力挣扎，一边抓着墙脚一边蹬墙，不一会就掉到水里再也没有起来……”四年一班学生赵明星边说边给记者演示，记者拍下了这些手印。对于见报的那四只手印，赵明星说，洪水中他没来到这里，也没有看到谁在这里留下手印。
留下手印的地方不可能有孩子
“在教师办公区的实验室里，只有三年级一个班的同学上课，水涨上来时，这里的学生不可能从教室里走出来，更不可能来到距离20米的走廊。其他班级的学生也不可能穿过操场，来到走廊。”该校校长刘丽云说。
刘校长的说法，在走访相关的学生家长时得到了验证。住在该镇无名河边的长安村村民孙守生说：“那天，看见河水上涨速度很快，担心水进学校，就跑到孩子上课的那个教室里，刚进教室水就淹过了凳子，很快就漫过了腰部，根本无法出去了……待水退到齐腰深时，我扛着孩子走出教室，经过走廊走出教师办公区。”
同村村民肖立国看到水上涨，担心上三年级的外甥女刘肖肖有危险，趟着齐腰深的水，在其他班教师指导下，从教师办公区阅览室窗户翻进办公区，来到三年级上课的教室里。“这时水都齐胸深，找到肖肖从桌子转移到窗户上……再去找自己6年级的儿子。”肖立国肯定地说：“发水前我是最后一个进这个教室，发水后我是第一个从这个走廊里出来。”
村民尹占贵是三年级学生尹建华的父亲，和其他家长一样，水一降到齐腰深就冲进教室，大家都说从走廊出来一刻都没有停，不可能在走廊上放下孩子，更不可能在墙上留下手印。
手印是啥时候留下的？
6月23日，记者同学校附近的村民孔照耀、刘永国、孙守刚、肖立国再次来到这个手印墙壁前，对这四个手印又进行了仔细地勘测与分析。
手印的位置：洪水的上涨高度2.2米，手印位于洪水上涨线下距地面1.54米到1.14米处，四个手印最宽的14.5厘米，最窄处10厘米。
手印的特征：黏度较高的泥手印，表面纹理清晰可见，涂抹上墙，表面均匀，泥手印厚度在2毫米~4毫米之间，没有水渍在表面附着。
在场者通过各种演示得出如下判断：“该手印上的泥是洪水过后沉淀的淤泥，应该是洪水退后的1天到2天抹上去的，是同一个人的手掌抹一次，手背抹一次且此人的手比较大。”
手印到底是谁留下的？
这四只手印应该不是孩子留下的，根据当时和以后的救灾情况推断，手印应该是灾后的两三天留下的。学生家长、救灾干部、本校老师、现场救灾的解放军战士都有可能。
站在学校对面自家二楼的村民孔照耀说：“洪水退下后，家长急忙从办公区里抱走自己的孩子，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很快救灾部队到了，以后谁也没有再进去过。”多名家长都证实了家长留手印的可能性很小。该镇党委副书记宋宏军说：“教师很快从学校撤出，四处找孩子，救灾干部没有进入学校。”因此，教师与干部在此留下手印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参与救灾的解放军战士留下的。尽管留下手印的人至今还没找到，但“手印”不是在洪灾当天孩子留下的这一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常理应是硬道理
下面的话可能扯得远了一点，中国都市报发展到今天已经10年了。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则是大家的共识——打造公信力。虽然未曾言明，但这种共识的背后隐含着都市报对于自身历史的一种自省当是不争之论。由此，我们持守的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常识：我们需要公信力，而公信力源于真实。如果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即使你的行为是善意的,也会将公信力丧失殆尽。因此，我们不管是在前期采访还是在后来的调查中，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这不仅是对广大读者负责，对在洪灾中被夺走的105位小学生鲜活生命的尊重，也是对都市报正在建立的公信力的小心翼翼地呵护。
由于我们的记者年纪轻，经验少，在发现手印后，没有做太多的调查、核实，便将稿件认定。客观地讲，此新闻照片是记者错误判断后，又将误判传导给读者，于是导致误读。我们觉得有必要揭示真相，以求实的态度去探索，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
手印墙如果是真的，将会作为这场悲剧的符号传之于历史，此时的手印真伪之争，已经超越事件本身，这种争论，并不是对105个已经逝去的孩子的漠视，还原事实真相与痛惜孩子的悲情无关。
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手印真伪，都有助于反映灾难之深重，悲剧之惨痛，因此，它是“有用的”，是不应该被质疑的。然而我们的想法是，用一种虚假的细节去“点染”灾难、“包装”悲剧，其实是对灾难的轻慢，是对悲剧本身的不尊重，是一种对已逝生命的适得其反的戕害。
应该说，我们和所有同行一样，面对105个猝然而逝的鲜活生命，心里充满了哀痛、不解和愤怒！因为这样的悲剧的一再重演！每一次接到矿难、水患、垮桥、塌屋之类的新闻线索时，我们的心无一例外地抽紧着——天灾尤可恕，人祸何以堪！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赶赴灾区，我们都是怀着一种哀痛和虔敬之心。所谓人命关天，来不得半点疏忽。
在这次沙兰镇的采访中，我们向很多同行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包括后来和我们在手印真伪问题上各执一词的同行。他们的吃苦精神、他们的真情至性，都给我们以教益。相信，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的悲痛是相同的。然而，吾爱同行，但吾更爱真相。我们对手印真伪的探究仅仅是出于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尊重和敬畏。说得再严重一点，是出于对媒体公信力的追寻和捍卫。
从技术的角度讲，我们所探寻的“真相”还没有最终呈现，然而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件值得做、必须做的事情，而且今后还将做下去，我们期待着读者的信任和同行们的理解，真心诚意地期待着。本报记者 蔡勇 孙立国 李洪亮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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