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风

　　无论是从前的康有为，还是今天的康晓光，提倡儒教的动机却似乎是为了对外部世界做出有力反应，儒教也就被他们顺理成章地当成了实现别的价值的工具。

　　近代以来，人们普遍相信，历史是直线进步的，但经验一再证明，事情并非如此。历史总是在重复。

　　19世纪最后几年，南海康有为开始大声疾呼建立“孔教”，并请求朝廷将儒教立为国教。他说，孔子其实不是一位学者，而是中国的教主，而孔子所传经典就是宗教经文。民国成立之后，康有为又曾呼吁民国立孔教为国教。正是为了这一事业，他积极参与袁世凯与张勋的复辟活动，两者的失败也令他的孔教事业不疾而终。

　　一百年后，儒教（大体相当于孔教）再次现身于公共论坛。2005年6月14日，官方的一个研究机构设立了一个儒教研究中心，政府也派员参加了揭牌仪式。

　　实际上，在这之前，康晓光、蒋庆等人已多次呼吁复兴儒教。听到这样的呼吁，圈外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觉得过于滑稽而不屑一顾，而少数坚持启蒙精神的知识分子则如临大敌，对此严词批驳。

　　仔细分析，这两种反应或许都有点轻率。人们痛切地看到，近些年来，假冒伪劣横行，缺乏交易诚信，民众公德低下，官员缺失职业伦理。受到经济学和法学训练的评论家喜欢将这归咎于制度、法律不够健全。这当然没错，但恐怕也不能否认，社会整体的道德滑落，对此也要承担重大责任。

　　在这样的时代，提倡儒教，恐怕并非无的放矢。当道德丧失之后，人们要再度找回它，就只能返回到传统中，比如，返回古老的宗教中。复兴儒学、儒教，确实可以起到收拾人心的作用。

　　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们的心灵应有所归宿，人们也当有所敬畏，自我约束激情、贪婪与残忍，知道在自己的利益之外也关爱一下邻人。否则，没有心灵的秩序与社会的自我约束，社会转型必将十分危险。因此，儒教的复兴，假如处理得当，是有益于社会转型的。

　　不过，提倡儒教者却更进一步，呼吁将儒教定为国教。然而，法律上的国教跟事实上的国教并不是一回事。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即明确禁止国会设立国教，但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就没有事实上的国教。比如，基督教可以被为视为美国事实上的国教，但此处说国教，不是因它是国家设立的，而只是说它是人民普遍信奉的。而人民之所以能够普遍信奉，恐怕恰恰是因为宪法上禁止国家设立国教。这里面隐藏着宪政治理的奥秘，值得提倡国教者深思。

　　因此，提倡儒教者如果是真诚的，就该始终将目光投注于社会。当今中国种种社会问题为儒者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比如，儒者们能否像古典时代的士绅那样领导社会自治，为社区提供某些公共品？深入人的心灵、实现社会自治，可能是儒教复兴的入手之处。

　　不过，当今儒教的倡导者却似乎不屑于这些，而更关注于庙堂中的事业。也因此，儒教就始终面临着被工具化的危险。比较温和者提出，通过儒教，强化国人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已经透露出一些以儒教为工具的自觉。至于激进者，自己说得就很明白。当年康有为提倡儒教，有一句著名的口号：“保国所以保教，保教所以保种”。他的终极关怀既非儒家，亦非宗教，而是国家，儒教不过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

　　康晓光与康有为一脉相承。康晓光的主要理论框架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康氏断言，这是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一国的文化竞争力依托于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反过来，强大的文化也可以有效地提高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球竞争力。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复兴儒学。但光是学说复兴还远远不够，只有成为一种深入大多数华人日常生活的宗教，儒学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因此，复兴民族文化的根本是复兴儒教。

　　这是很严密的逻辑。但在这样的逻辑里，儒教却成了工具。本来，宗教关心的是人心之最深处，如果人本身就是目的，那么，宗教对于人的价值就是自足的，而无待于其他目的之支持。

　　然而，在前后两位康氏那里，提倡儒教的动机似乎却是为了对外部世界做出有力反应，儒教也就被他们顺理成章地当成了实现别的价值的手段。

　　历史上确实不乏宗教、传统衰落而又复兴的故事，但儒教能否复兴，要看当代儒者们是否足够明智审慎，洞察人心，贴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