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劲旅第29军
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第37师的一部。
29军的前身是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这支军队曾拥兵40万,可谓彦俊荟萃,猛将云集,极一时之盛。但经过中原大战,西北军土崩瓦解,残部只剩下几万人,犹如一场大火后的星星余烬。
1931年1月,退入山西的西北军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下辖3个师: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2师(后改为143师),师长刘汝明。这几位将领,都是深得冯玉祥赏识的西北军战将。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曾位列西北军五虎上将之尊,冯玉祥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故视之若心腹股肱,常常畀以重任。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曾任冯玉祥副官长、西北军师长、军官学校校长等职,善作战也善带兵,因治军严厉而被称为“张扒皮”。中原大战之后,他的部队相对完整,是组成29军的主力。
冯治安,字仰之,河北故城人,在西北军曾长期与张自忠同事,经历与张相似。
刘汝明,字子亮,河北献县人,曾任西北军师长、军长,与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石友三、佟麟阁等人同为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
此外,29军将领中还有几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副军长秦德纯,山东沂水人,此人出身行伍,却富有文化修养和政治能力,为宋哲元所倚重;一个是37师旅长赵登禹,山东菏泽人,曾任冯玉祥马弁,高大威猛,武勇善战。29军组建时,佟麟阁尚不在军中,后被宋哲元、张自忠等人请来担任副军长,主管军官教育工作。
29军成立后虽粮饷无着,处境困难,但大家咬紧牙关,埋头苦干,把29军的训练搞得有声有色。
29军士兵基本来自北方各省,尤以冀鲁豫三省为多。他们普遍身材高大,体格强健,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并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
29军训练的特点之一是注重体力和技能的训练,士兵一入营,就要进行劈刀、刺枪、器械操的训练和忍耐寒、暑、风、雨的本领,因此29军官兵在体能、技能和忍耐困苦方面要比一般军队强得多。
29军还继承了西北军爱国教育的传统。在日本入侵、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下,军长宋哲元提出了“枪口不对内”和“中国人不杀中国人”的口号。士兵在吃饭前,要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29军还沿用了西北军举行“国耻”纪念的办法,编有《国耻歌》,令部队演唱。每逢国耻日,开饭时馒头上印着“勿忘国耻”四个字;或者令官兵禁食一天,反省国耻,以期官兵知耻后勇。同时,部队经常举行“国耻’演讲,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每天的朝会(早操)上,官兵都要高声问答:
问:“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要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在旗帜鲜明的爱国教育的熏陶下,29军官兵无不同仇敌忾,铭记国耻,抗日情绪十分高昂。日本人曾对29军下了这样的评语:“该军因与抗日领袖冯玉祥保有关系,故抗日意识深入官兵,实为性质不良之军队。”
能被日本人称为“性质不良之军队”实在是29军的光荣。在长城抗战中,该军的“性质不良”得到了充分展现。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人事变后,仅用4个月零18天就把中国的东三省全部占领了,紧接着手1932年拼凑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一一伪满洲国。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又发兵攻击联系关内外的要塞山海关,从此将侵略魔掌伸入关内。
1933年2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10万大军,兵分三路进攻热河省。热河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辖区位于今天河北、辽宁、内蒙的交界地带,省会设在承德。那时热河省的主席是东北军将领汤玉麟,他手中有3万兵力,连同境内其他友军共有8万多人。但是,面对日军的进攻,这位汤主席不是组织兵力抵抗日军,而是忙着用数十辆大卡车把自己平日搜刮的金银财宝运往天津,结果日军先头部队100来人不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承德。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就这样沦陷了。
日军占领热河之后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口,一时间华北震动,平津告急。正在南方忙于“剿共”的蒋介石,急忙从各地抽调30万兵力,沿长城一线抵抗进犯之敌。
3月5日,长城抗战打响了。西起南天门、古北口,中经罗文峪、喜峰口,东至冷口、界岭口,中国军队依托古老的长城,与日军展开了激战。防守喜峰口、罗文峪的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怕死的精神,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杀,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寇3000多人,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罗文峪大捷,29军大刀队从此扬威海内外。29军也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该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最高级别的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一代抗日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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