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 史铭 文／ 本报记者 杨溯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不少热血青年渡过黄河，来到抗日大后方，追寻抗日救国之路，位于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村的安吴青训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为抗战需要，筹建起旨在培养青年干部、发展抗日力量的训练班（简称青训班）。类似这样的训练班，还有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文学院等，它们成为当时爱国青年参加革命的重要桥梁。

　　口述实录

　　口述者：张瑛

　　年龄：85岁

　　身份：原西安文化公司退休职工

　　地点：杨凌区

　　1938年正月刚过，我怀揣着国文老师写好的介绍信，偷拿了家里的28块大洋，在西安北门外搭上一辆硬轱辘车（马车），直奔设在三原县城内的“八路军联络站”。那一年我刚满17岁。

　　第二天上午9点，在八路军联络站安排下，我和两位来自江浙地区的青年男女，一道徒步前往15公里外的安吴青训班。那其实是当地一个富户的大宅院，四周是高高的院墙，有东西两道门可进出。

　　我被分在女生队，有百多号人，条件比较艰苦，睡地铺，一天三顿几乎都是小米干饭，刚来时很难适应，有时晚上就偷溜出去，在城门口买汤圆吃，随身带的大洋差不多就是这样花完的。从早上6时出操，到晚上熄灭煤油灯就寝，青训班完全是军事化管理，有时还要训练打背包。

　　大约过了十来天，训练班正式开课。那天下午，四五百名男女学员集中在东门外的小树林里，举行简朴而隆重的开学典礼，头上还不时有日机盘旋，身着灰色粗布棉袄的朱德同志做了动员讲话。学员中有不少像赵寿山、冯庆哉等西北军军官的子女，还有东北军人。当时有个叫李光耀的东北军团长，他和我都是第一期学员，解放后，我俩曾在一个单位工作，他任党委书记。

　　当时学员多，只要不下雨，平时上大课都是在场院里，一人四块砖当作板凳，授课内容也多与抗战有关，闻一多、李公朴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先后为我们讲过抗战形势。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唱《松花江上》，每次唱都有人哭。

　　一个月后，我们徒步到淳化县拉练，练习一些军事动作，扔假手榴弹、爬山等，就在这次拉练中，我秘密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除过日常学习外，青训班还经常排练街头剧，向驻地附近群众宣传抗日，一次排练《十字街头》时，正好胡乔木在旁边看，他可能是觉得我的皮肤太白，不像剧中扮演的难民，随手抓了把湿泥抹在我脸上。

　　3个月的青训班生活很快就结束了，4月下旬，全体学员最后一次集会，算是毕业典礼。集会上我们一起唱了毕业歌，“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向前线了，我们没有什么挂牵，我们也没有什么流连。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青训班给每个学员都分配了工作，当时我被安排去延安鲁艺学习，临行前，因为被检查出有肺结核，才改派我到三原青年救国会工作。那时毕业学员都有一枚圆形蓝底白字，上书“安吴青训班第一期”的纪念章，和一张油印毕业证。可惜的是，1941年因为在家里掩护过地下同志，为防止敌人搜查，全部扔进了井里。

　　安吴堡记忆

　　2005年6月17日，泾阳县城北16公里处，蒋路乡安吴堡。

　　安吴堡其实是个村庄的名字，这个位于嵯峨山脚下，住着两百多户人家的村子，看上去貌不惊人，声名却大。谙熟内情的老人说，安吴堡得名是沾了吴氏庄园的光，这座布局严整、规模宏大、具有明清特色的庄园，其拥有者吴氏家族是明清时期的封建官僚世家，以经营官盐为生。清代时，堡主寡妇吴周氏因向朝廷捐赠抗击侵略经费，被慈禧太后封为“一品护国夫人”，并被认为义女。

　　对于这个传奇式人物——安吴寡妇的作为，曾专门拜访过安吴堡的贾平凹给予莫大赞许，“在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时，一个农妇，恐怕文化程度并不怎么高，在大敌当前，她能将钱财捐赠给政府，也许她相信只有政府才能打退侵略者。在这一点上，吴周氏的深明大义，至少在当时应该比许多男人都要强。”

　　晚年在安吴堡生活的吴宓先生，则给这个庄园增添了另一份厚重。在吴氏庄园东北部的一片古柏林里，至今还留存有吴家陵园石牌，这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奠基人，著名文学评论家、教学家、红学家就安葬在此。

　　“庄园里原来有假山，有花园，由于年久失修，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最里面的正厅是当年八路军‘安吴青训班旧址’，题字是胡乔木，胡曾任青训班副主任。”当地一位王姓村民介绍说，抗战初期，吴家献出庄园为中国共产党举办战时青年训练班。

　　在泾阳文物旅游局公布的相关文字资料中，当年青训班格局逐渐清晰起来。青训班以吴氏庄园为活动中心，前部为青训班领导机关所在，中部为会议室和晚会处，后部为青训班二连驻地。望月楼是青训班副主任胡乔木及秘书处住处，东挑角楼为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和教务处住处，西邻学员住处，南侧是卫生处和一连住处。大操场在庄园门前，操场西北角大榆树上悬挂有铜钟，青训班作息以撞钟为号。迎祥宫为青训班会场之一，是排演节目和举办晚会的场所。1940年4月，按照中央指示，青训班撤离安吴堡。

　　追忆“安吴青训班”的历史，还要从1937年4月说起，当时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确定了青年救国会的中心任务，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为抗战需要，筹建旨在培养青年干部、发展抗日力量的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同年10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创办了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初创办时地址选在三原县斗口镇，随后青训班迁到泾阳县安吴堡，时称安吴青训班。从1937年到1940年，安吴青训班共举办过14期，先后有12000名青年干部从这里走上抗战前线。

　　“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石鲁，就是从安吴堡走向延安的著名书画家。1938年，18岁的石鲁从四川奔赴陕西寻求抗日出路，经西安“八办”介绍，他进入安吴青训班学习，也就是在此时，他将原名冯亚珩改为石鲁。1年后，石鲁赴延安陕北公学入读，后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创作员。

　　同石鲁有过相似经历的热血青年不在少数。1937年11月中旬，日军侵占上海，12月13日南京失守，两地八路军办事处合并为武汉“八办”。当时国统区广大爱国青年向往中国共产党，向往延安，为了吸收革命青年，壮大革命力量，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文学院、安吴青训班等相继在武汉设立招生委员会。借助这个渠道，更多有志青年渡过黄河，来到陕西，追寻抗日救国出路。

　　1939年10月5日，毛泽东为安吴青训班两周年纪念题词：“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要亲身参加革命斗争，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如今的安吴堡已被咸阳市政府列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计划投资8000万元将其整修开发成陕西吴氏庄园影视旅游山庄，其中重要建筑群包含吴氏家庭史展，吴宓学术史展和安吴青训班史展。

　　到延安去

　　“到延安去”，当更多爱国青年渴望进入延安，寻求抗日救国出路时，位于西安市七贤庄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为连接、沟通陕甘宁边区、革命圣地延安与全国各地的“枢纽”和桥梁。

　　1937年“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8月25日，红军在西安的“秘密交通站”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后根据战斗序列的变化，办事处名称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从1938年8月开始，西安“八办”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

　　抗战期间，通过西安“八办”到达延安的革命青年不计其数，仅1937年到1938年，通过西安“八办”介绍去延安的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就有两万多人。从武汉来到西安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就是在“八办”的帮助下顺利到达延安。斯诺夫妇、白求恩、胡志明等人也是通过西安“八办”进入延安。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经过“八办”介绍进延安的革命青年，大多都进入延安抗大学习，这个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院校，在抗战时期，与安吴青训班性质一样，着重为前线培养年轻的抗战干部。

　　1939年7月10日，抗大延安总校5000名师生在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率领下，告别延安，渡过黄河，向敌后根据地挺进，这成为抗战历史上爱国青年人数最多的一次渡河。抗大挺进华北敌后办学，培训了成千上万优秀的军政干部，使他们成为抗日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骨干力量。也因此，当时侵华日酋冈村宁次曾声称：“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