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昆明、北京报道

　　湄公河合作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在区域内的实践

　　“不要光看到经济层面的东西，其实GMS的政治意义要大于经济意义。” 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朱振明研究员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一再强调这个观点。

　　湄公河合作开创了一种模式

　　朱振明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实现了水路、陆路、航空的互通，这并不是容易达成的。“跨境客货运输协定的签订，表面上好像只是一个货物运输问题，其实如果没有国家关系的协调是不可能签订的。”

　　“GMS的6国，中、越、老是社会主义国家，泰国、柬埔寨实行君主立宪，缅甸是另外一种体制。三种模式的国家能够达成这样的合作，说明意识形态正在淡化，政治互信在增强。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互相防备，毫无信任，那么自由运输就无从谈起。”朱振明说。

　　“多样性是很牵扯人的事情，但是GMS的可贵之处是各国正把多样性化为合作的动力。”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东南亚问题专家翟进一步阐释说。

　　GMS的成功也与其操作方式有关。“GMS合作的精髓是充分考虑到了各国的共性，又兼顾到了不同的特点。即有机制安排又有一些非机制性的灵活的安排。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如果高度机制化,运作就会有一定困难,但如果完全没有机制又无法操作。” 云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贺圣达研究员说。

　　云南大学李晨阳教授则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GMS的成功。“对任何合作来说都需要经济合作为基础，否则容易虚化。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以安全为首要，但到一定程度后也要加入经济合作内容。GMS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成效，主要是因为它从经济合作切入，以具体项目为龙头来带动整个政治经济的合作。”

　　冷战结束后，越南等国纷纷实行改革，走向经济建设的正轨。而GMS以具体项目为切入，正好适应了各国的诉求。

　　不管是政治层面的增信释疑或者具体操作层面,GMS都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

　　苹果背后的战略思维

　　朱振明告诉记者，中国的苹果进入到泰国后，使泰国原来的苹果价格也下来了。但是这不光是水果的问题，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含义。

　　“小小苹果让很多普通的泰国人知道了中国，从而拉近了中国与泰国人的距离和关系。” 朱振明说。

　　他仍然记得1995年在马来西亚的一次打车经历。出租车司机知道他是中国人后，问他“中国在哪里”、“中国有多大，有没有马来西亚大”，令他哭笑不得。

　　朱振明说，经过10年,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但是仍然需要让更多的外国普通百姓了解中国,而这关乎中国的国家战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室主任晋林波告诉《望东方周刊》:“中国当初参与GMS的时候有相当因素是出于战略考虑。” 他说，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关系有很多疙瘩，安全上有很多疑虑。在那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具体项目，通过对河流的共同利用，追求共同利益。

　　10多年之后，当初在东南亚国家中流传的“中国威胁论”逐渐消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的所有疑虑都已经销声匿迹。毋庸讳言，西方国家仍然认为中国崛起之后的发展道路具有不确定性。近期，美国《时代》、《新闻周刊》等西方媒体掀起的一场“中国热”就反映了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

　　“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能否得到认可,在GMS区域里面是一个实践。使东南亚国家认识到中国强大以后不是地霸、强权,对中国推广和平发展战略,从而在全世界得到认可可以起示范作用。”李晨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