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蔡明东／报道 谢海涛／摄

　　没有任何标识显示这是上海乃至世界的第一个日军慰安所。

　　东宝兴路125弄，在热闹的四川北路与东宝兴路口，高楼群中，这三栋红色外墙的西式楼房，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它的过去。直到今年5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慰安所问题专家苏智良与助手姚霏等合写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第一次详细披露了上海149个日军慰安所的旧址，其中，现在的东宝兴路125弄1号至3号，被证实就是上海乃至亚洲第一个日本慰安所，当年叫作“大一沙龙”。

　　125弄1号、2号、3号三栋西式楼房都建于上个世纪初，距今已有90余年。如今，它的对面是商场大厦，四周被城市绿地环绕，衬托之下，更显出小楼的败落。

　　即便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楼里的光线依然不好———白天进去也需要开灯。一踏上木质的楼梯，就“吱吱”作响。在1号，十几户人家共用三个厕所。洗后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只能滴滴答答地晾在狭窄的过道上。楼梯口的电线盘根错节，像蜘蛛网一样，一到下雨天就噼里啪啦爆出火花。

　　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曾是舞厅、酒吧和妓院。只有房间里的日式半圆形木窗、木雕富士山图，天井里带喷泉的露天舞池遗址，以及有庭院里的假山装饰，透露给外来者当年夜夜日军的糜烂，而这种糜烂正是建立在无数女人的哭喊之上的。

　　日军占领中国领土后爆发大规模灭绝人性的强奸，在国际谴责和日益严重的性病面前，日军决定在各地建立慰安所。1931年11月，日本海军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被批准的第一个妓院就坐落于今天的东宝兴路125弄1号，从此慰安妇制度在中国推广开来。源源不断的中国、朝鲜籍女子被迫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慰安妇”，日语发音为“I AN FU”，英语译为“Comfort Women”，专指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据苏智良教授考证，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

　　从“海军特别慰安所”迅速蔓延

　　据苏智良的考证，东宝兴路125弄1号的原主人是广东籍移民。“一·二八”事变之前，住在此处的广东人纷纷离去，日侨白川乘机占据，将自己原来位于宝山路的“贷座敷”“大一沙龙”搬至此处。所谓的“贷座敷”，是一种日本式的风俗营业店，除了向客人提供餐饮外，也提供女人供客人玩乐。到1936年，经营权由日侨近藤夫妇接管，并一直营业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

　　近藤最初接手时，东宝兴路125弄只有日籍“慰安妇”六七人，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旁，是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之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指定该处为“海军特别慰安所”，海军陆战队员相约而来，生意十分兴隆。于是，近藤夫妇又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住房（今125弄2号、3号），还购置了用来接送客人的汽车，在路对面设立了停车库（东宝兴路120、122、124号，现在已经拆毁），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慰安所。

　　苏智良曾经寻访到一位日本老兵后藤，据后藤回忆，1941年，他20岁时应征加入日本军，驻扎在江湾五角场，几乎每月都去慰安所。每次去慰安所，先在一个小窗口付钱，然后领一个牌子，上面写明慰安妇的房间号码。慰安妇的房间铺着榻榻米，面积并不大，入房间只有30分钟时间。

　　后藤的妻子曾在“大一沙龙”工作，她表示，“大一沙龙”的生意很好，去的多是将校。在“大一沙龙”的西面还有“沪月”、“一力”、“上海花坛”和“六三亭”等慰安所。

　　旧址居民抹不开“慰安妇”阴影

　　如今，东宝兴路125弄这三栋房屋的产权属于虹口区房管所，居民多为解放后迁入的3516军工厂的工人。

　　六月一个周日早上，我和姚霏到125弄时，76岁的何怀启正站在1号院子的门口。他认出了和我同去的姚霏，热络地端出椅子招呼我们坐。何老伯是山东人，在解放战争时期打到上海，并留在了上海，这一留就是50多年。50年乡音难改，何老伯至今仍是一口的山东腔：“1955年时，厂里给分房子，我搬到了这里。”

　　何老伯带着我们参观1号，“我所住的1号底层大堂原来是日军的舞厅，楼里每间屋子都很大，当年搬进来的时候，房间里还铺着日式榻榻米、拉窗，后来，楼里人家多了，都重新装修过，把原来相连的几幢房屋隔开。”

　　旁边有一位中年居民补充：“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大院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日式花园，我们小时候都在里面玩，后来搬进去的人多了，各种搭建越来越多，就变得不像样子了。”

　　我们进林铃娣家时，已近中午。

　　81岁的林铃娣，没事就坐在门口晒太阳。阳光下的昏昏欲睡与慵懒，无异于任何一位八旬老人。但是住在125弄旁边123弄的林铃娣的不同在于，她是这一带硕果仅存的一位见证过慰安所时期的老人。林老太已然忘却了当时的许多细节，但有些事情是无法忘却的。解放前，林家是开木桶店的，“大一沙龙”的老板娘经常到林家订购木桶。因为慰安所里的姑娘们洗澡的时候，先把毛巾、肥皂等放在一只小木桶里，带进去洗澡。当时17岁的林铃娣经常将制作好的木桶送到“大一沙龙”。

　　“里面不能进去，我们只是在门口看看，里面经常有跳舞、放烟花、挂花灯什么的。”林老太说。当时附近的中国孩子在“大一”门口逗留时间过长，日本人就会出来赶人。

　　林铃娣原本的日子很平静，看电视、做饭、修补衣服是生活的主要内容。自从被苏智良写进书里后，她也出名了，经常有新闻媒体、韩国人、日本人来拜访。“知道的我就说，不知道的也不能瞎说”。

　　如今，就慰安妇问题，125弄的居民，或多或少都能讲出些故事来，但当记者 在3号内部拍照时，从房间里出来一位中年妇女，阻止拍照：“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有人来乱拍，把我们家的老人都快气死了，如果发毛病了，我们去找谁啊？”记者回避到楼下，中年妇女还跟着，嚷嚷着说了很久。旁边的居民悄悄告诉我，这里的一些老人很忌讳被摄入镜头，因为担心可能被人误以为是当年的慰安妇。

　　永恒的援助和缅怀

　　上海是全世界慰安所最多的城市，其中以虹口区四川北路两侧最多。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大多慰安所旧址已经“消失”，而当年的受害者多已去世或年入古稀，愿意站出来指控日本暴行、直面当年那段伤痛的幸存者寥寥可数。

　　今年2月20日，96岁的崇明老人朱巧妹含冤离开了人世，她是世界上慰安妇最年长的幸存者。之后，寻找幸存慰安妇的工作将会越来越难。

　　苏智良教授向记者坦言，由于年代久远、证人去世、当年日军有意销毁资料以及当今的日本政府仍不愿公开资料等原因，使得调查非常困难。而以苏智良为主导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近期的主要计划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建立慰安妇养老公寓和慰安妇博物馆。

　　“关于慰安妇博物馆的想法，已经很久了。我收集了一些物品，包括老太太的遗物、照片、公证书等，那些老太太们一旦离世，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将来惟一的证据。中国作为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应该像奥斯维辛那样建立一个永久的纪念馆，记载人类文明史上所曾经有过的这一段罪恶。”苏智良说。

　　自从1992年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苏智良已数不清自己究竟贴了多少钱。幸存的慰安妇大多数在偏远农村，生活贫困。出于道义和责任，苏智良与妻子每个月给每位老人提供100元生活援助，每年年底派人远赴山西、海南幸存的“慰安妇”居住地，将钱送到老人手上。

　　“她们活着一天我们就援助一天，她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后代，给身心带来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我们只是力所能及地给她们一些帮助。”苏智良说，“在北京、上海，靠100元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但是在山西盂县农村，100元可以生活得不错。”

　　除了给老人们提供金钱援助，苏智良还设想建一个慰安妇养老公寓，但是由于经费和人手问题一直搁浅。“许多老太太都打电话向我询问养老公寓的事，开始的时候她们不愿意来，因为不希望受到社会瞩目，后来她们想通了说愿意来，但是我这里实在无能为力。而在韩国，慰安妇养老公寓早就建立了。”苏智良介绍。

　　“中国人是一个善良得不太善于记恶的民族，这些年来，各地都有不少原慰安所遗址由于地产开发、市政建设需要而被拆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可以供人们赖以缅怀的历史主体都不复存在了，未来我们依靠什么去回忆和纪念这段历史呢？”苏的话语中透着许多的无奈。